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jīng)驗，為召開七大作準備。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jīng)驗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會期原定兩個月，實際開了11個月，一直開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在黨的歷史上，這是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其間多次召開全體會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決議草案。

1944年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后，任弼時就投入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工作。當月就寫出了一個稿子，題為《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這個稿子是以1941年秋毛澤東起草的《歷史草案》為藍本寫成的。全稿分為六個問題：（一）關于四中全會的結論；（二）“左”傾領導路線的錯誤；（三）“左”傾領導路線的惡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錯誤領導路線下還能獲得一些成績的原因；（五）遵義會議結束了這一錯誤路線，恢復正確的領導路線；（六）檢討歷史的意義和學習黨史的重要。

任弼時對稿子作了多次修改，現(xiàn)存三個改稿。第一稿近1.2萬字，第三稿壓縮到1萬字左右。

此后，胡喬木參與修改。修改后的稿子近7000字，分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概述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十年間，中國共產(chǎn)黨曲折發(fā)展的歷史；著重評述毛澤東以開展長期的農村游擊戰(zhàn)爭、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為核心的思想，和怎樣運用這一思想正確地解決中國革命的軍事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各種問題，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的道路。

第二個問題，基本上依據(jù)毛澤東的《歷史草案》和任弼時的稿子，概述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怎樣占據(jù)黨的統(tǒng)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嚴重錯誤內容。

第三個問題，分析“左”傾路線在黨內取得長達四年之久的統(tǒng)治地位的歷史原因，基本上依據(jù)《歷史草案》關于社會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觀根源三方面來敘述，并進一步指出，個人品質問題歸根結底是歷史的產(chǎn)物。

第四個問題，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領袖的新的中央，在實際上開始了黨的馬列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而黨現(xiàn)在是完全統(tǒng)一團結于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央的領導之下了。

胡喬木起草的這個稿子由任弼時的秘書兼中央速記室主任張樹德抄正并復寫。任弼時在胡喬木起草的稿子上進行了三次修改，每次修改都由張樹德抄正。第一次，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第二次，加上了題目《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對胡喬木起草稿第三個問題講教條主義與經(jīng)驗主義結合的部分作了修改，加了五百多字的一段話；文字也有一些修改。第三次，除了文字上的修改外，主要是對胡喬木起草稿中關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部分，加寫了七條提綱式的意見，從政治形態(tài)上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內容作了進一步的概括。任弼時所作的概括，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集體討論決議草案時的意見。

對經(jīng)過這樣多次修改的歷史決議稿，“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和參加六屆七中全會的同志們仍不滿意。

任弼時當時除負責“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外，還擔任中央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無暇用大量的精力專門修改稿子。中央乃指定“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張聞天參加修改。張聞天經(jīng)歷并參與過黨內許多重大事件，遵義會議后相當長時期在黨內負總責。他熟悉黨的歷史，理論水平高，分析能力強，且在整風運動中對歷史錯誤的認識比較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