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左聯(lián)負責人之一徐懋庸致魯迅信，批評魯迅對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闡釋“是不對的”，指責魯迅“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認為魯迅“不屑與多數(shù)人合作”，“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準”，“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魯迅認為這封信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8月3日至6日，魯迅在馮雪峰的幫助下抱病寫成長信《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魯迅在信中表明：“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zhàn)線”。對于文藝界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tǒng)一起來的主張?！薄拔乙詾槲乃嚰以诳谷諉栴}上的聯(lián)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濒斞副硎荆瑢蓚€口號，他“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他主張“這兩個口號的并存”。魯迅此信發(fā)表后，在黨的領導下，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兩個口號”的論爭逐漸停了下來，促成了文藝界廣泛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其標志是1936年10月1日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各方面的作家21人簽名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fā)表。

在論爭展開之后，胡喬木和周揚、鄧潔、錢俊瑞一起討論過，他和鄧、錢都不贊成對魯迅的那種態(tài)度。周揚表示，徐懋庸給魯迅的信不是他讓寫的。胡喬木指出，徐懋庸的信反映了周揚的基本態(tài)度。他們?nèi)齻€人誰也說服不了周揚。后來，由鄧潔出面去見了魯迅，表明他們同周揚不同的立場。

暫避培明女中

1936年秋季開學，胡喬木化名胡定九，到培明女中當教師。培明女中的校長是鹽城老鄉(xiāng)，又是胡喬木的同學。那時白色恐怖嚴重，他利用這個關系在那里隱蔽下來。9、10月間，江蘇臨委成員丁華和書記鄧潔相繼被捕。胡喬木立即從原來在法租界一條弄堂里租住的亭子間搬走，住到新閘路南園培明女中二樓閱覽室里，只在該校學生中活動，很少出門。他在學生中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教英語、國文課和批改日記作文等外，胡喬木還組織學生出壁報、演話劇、開座談會，對其中的先進分子進行培養(yǎng)。當時初二年級人稱“一伙兒”的三個學生（費瑛、朱雅琴、蔡秀敏）先后入黨，在培明女中建立了第一個學生地下黨支部。

胡喬木在培明女中管理圖書閱覽室。開放的時候，他總是在門口坐著，觀察學生在看些什么書刊。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胡喬木就分別向一些同學推薦好書。過了一段時間，胡喬木基本掌握了到圖書室來閱讀和借閱書刊的同學的情況，便組織要求進步的同學成立讀書會。通過讀書學習，提高這些同學的覺悟和水平，同時團結了一批有活動能力的學生，使他們成為培明女中開展革命活動的骨干。參加讀書會的顧錦心、譚營生等后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1936年秋冬，先后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魯迅逝世，一是西安事變。這時，胡喬木在江蘇臨委管宣傳。他抓住這兩件事，及時發(fā)動和組織培明女中師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胡喬木得知噩耗，不禁失聲痛哭。他立即動員培明女中師生前往萬國殯儀館吊唁。培明女中暨附小師生列隊從新閘路南園緩緩走到萬國殯儀館，在四周圍著鮮花和觀葉盆草的魯迅遺體旁默默地繞行一圈。吊唁活動持續(xù)了三天，培明女中許多同學接連參加了三次。出殯那天，培明女中的師生隊伍匯集到萬人送葬的洪流中。培明女中送葬隊伍前導大旗上“魯迅先生葬儀”六個大字系胡喬木手書。大家唱著“哀悼魯迅先生”的挽歌和《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鮮花》等歌曲，喊著抗日救亡的口號，直送到萬國公墓墓地。下葬時，將綴著沈鈞儒手寫“民族魂”三個黑絲絨大字的白緞覆蓋在魯迅的靈柩上。暮色中，哭聲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