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中秋節(jié)，李鴻章寫信給曾國藩，對華爾稱贊有加：“……華爾勢力能傾服上海眾洋人，在鴻章處亦頗要好。吳曉帆、楊坊所恃，止有此人，若得吾師一語，鼠輩皆必極力巴結。至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鴻章近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絡各國之好。渠允為我請外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若學得一兩件好處，于軍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鈞意以為可否？渠雖未剃發(fā)，吳道云終必剃。無論果否，賊平之后，渠必回本國，而勇亦可散，無甚后患，不過眼前多糟蹋銀錢耳。然海關稅銀，華爾不用，洋人亦要侵吞，華爾用，則洋人皆不怪?！?/p>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李鴻章“全神籠絡”華爾，用心良苦，是一箭三雕之計，既可以讓華爾替他賣命，也可以與上海的洋人建立良好關系，又可以把吳煦手中的王牌奪走。

隨著李鴻章與華爾的關系日益密切，朝廷收到來自薛煥等官員指責華爾的奏章也愈來愈多。盡管不久之前，薛煥的奏章，還連篇累牘地把華爾捧得像一朵花，但自從三月李鴻章來了以后，卻炎涼立變，大罵華爾“意滿氣驕”“不受羈勒”。薛煥的嘴臉，比夏天的天氣變得還快。美國歷史學家史密斯（R.J.Smith）在《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中，便洞見幽微地指出，薛煥對常勝軍的批評，是從同治元年（1862）春天開始的，也就是李鴻章到了上海以后。這兩件事之間的關系，便昭然若揭了。

李鴻章不在乎別人討厭華爾，以前華爾是吳煦手中的籌碼，現在轉成他手中的籌碼了。討厭華爾的人越多，他手里的這塊籌碼就越有價值。一個華爾可以牽制一群人，把他們耍得團團轉。

李鴻章自稱性格激直，在處理洋務方面，他卻常常流露出痞子氣，讓人哭笑不得。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初九，恭親王奕?兩次寫信給李鴻章，長篇大論，“備述洋酋會商練中國兵用外國法及布置上海城守各事”。其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法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提出，法國要派軍官到江蘇擔任官職，并受巡撫和蘇松太道節(jié)制。兩名軍官分別為江蘇總兵達爾第福（T.de Moidrey）和副將龐發(fā)（Bonnefoy）。

英、法兩國不斷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還記載了作者從英國國會文件里找到的一系列相關記錄：“5月29日，麥都思在給吳煦的措辭強硬的信中，要求吳‘直接而有力地支持’組建由外國人訓練的兩千人軍團的方案。士迪佛立次日致卜魯斯（英國駐華公使）的信中寫道：‘（我）最強烈地要求你敦促中國政府調撥三千人歸我支配和訓練。’又說李鴻章‘對調人供我使用頗為勉強’。5月31日，何伯致海軍部長的急件內要求授權士迪佛立‘迅即建立和訓練一支六千人的中國軍隊’。”作者在書中寫道：“李（鴻章）不顧強大而不間斷的壓力，遲遲不調撥軍隊，外國軍官為此喧鬧不已?！?/p>

從“強大而不間斷的壓力”這一措辭中，可以想見李鴻章所面對的是怎樣的環(huán)境，但他作為一個初膺疆寄，而且還只是“署理”的人，卻顯露出舉重若輕的天賦。他自有一套與洋人相處的理論：“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于處友，彼此皆有相當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亦要聯絡我，然后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步，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于事?！彼髞砜偨Y出經驗：

我從前初到上海，洋兵非常居奇驕倨，以為我必定全副仰仗于他，徘徊觀望，意存要挾。他看見我們兵士外觀襤褸，益從旁目笑，道是一群丐子，如何可以打仗？我一徑不去理會，專用自己軍隊去打。打過幾次，他看得有點能力，漸欲湊上前來，我益發(fā)不請教他。后來連打勝仗，軍聲漸整，見我不求他助，反覺沒得意思，再三來告奮勇。我謂幫我打固是甚好，但須受我指揮節(jié)制，功賞罪罰，一從軍令。彼亦一一認可，然后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