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里，日本、印度和臺灣當局也不遺余力予以阻撓。除了利用外交渠道、媒體向歐盟施壓，時任日本首相小泉還親自出馬，在2005年5月這個敏感時間點上訪問歐盟，以“東亞地區(qū)安全”為由向歐盟表明所謂的“關切”。

為了澄清日方疑慮，索拉納專門赴日本做解釋工作。出發(fā)前，索拉納專門把駐布魯塞爾的日本記者們找來，說明歐盟的想法。當時，一位和我相熟的NHK記者喊我去他辦公室，將索拉納赴日“說貼”——主要是最新版《歐盟出口武器行為準則》的摘要，復印一份給我。其實，這個材料的核心意思就是：解禁只是一個政治信號而已，不會帶來實質上對華軍售質量和數量上的增加。

臺灣當局時任“外交部長”陳唐山投書《金融時報》，為反對解禁造勢。此后，臺灣當局還向歐盟發(fā)出一份正式的“立場文件”，以“人權”和“地區(qū)穩(wěn)定安全”為由表示反對。2005年上半年，臺灣當局甚至出錢在布魯塞爾頗有影響力的《歐洲之聲》周報上做整版廣告，反對解禁。

歐洲議會也出來攪局。2005年4月14日，歐洲議會以431票贊成、85票反對、31票棄權的結果，表決通過一項要求歐盟“不要取消禁運”決議。盡管歐洲議會對歐盟的決定沒有絕對法律約束力，但其在政界、媒體和公眾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歐盟在2005年6月這個“自我設定”的時間點上沒有邁出突破性的一步。“我們對歐盟首腦會議未能履行承諾解除對華軍售禁令感到遺憾。”中國外交部當時這樣表態(tài)。

8月31日，我到歐盟“外長”索拉納辦公室進行專訪，索拉納對著鏡頭依然說：“解除對華軍售禁令依然是歐盟的目標”。但此時，索拉納和我都有默契：話雖可以這么說，但解禁的最佳機會已過，大幕已經收起，只能靜待下次機會。

掐指算來，不合時宜的歐盟對華軍售禁令已經二十余年，我這個當年的懵懂少年也步入了中年。如今，中歐經貿合作一浪高過一浪，但軍售禁令問題卻從“何時”問題倒退到“會不會”問題，如此反差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