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術(shù)與文明》中，他向我們展示了從14世紀開始，鐘表是怎樣使人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jié)約時間的人和現(xiàn)在拘役于時間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漠視日出日落和季節(jié)更替，因為在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權(quán)威已經(jīng)被取代了。確實，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從鐘表被發(fā)明以來，人類生活中便沒有了永恒。所以，鐘表不懈的嘀嗒聲代表的是上帝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的日漸削弱，雖然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其中的關(guān)聯(lián)。也就是說，鐘表的發(fā)明引入了一種人和上帝之間進行對話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輸家。也許摩西的“十誡”中還應(yīng)該再加上一誡：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時間的機械。

字母帶來了人與人之間對話的新形式，關(guān)于這一點，如今學者們已達成共識。人們說出的話不僅聽得見，而且看得見——這不是一件小事，雖然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的教育也未做太多評論。但是，很明顯，語音的書寫形式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知識理念，一種關(guān)于智力、聽眾和后代的新認識，這些東西柏拉圖在其理論形成的初期就已經(jīng)認識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沒有一個有智力的人會冒險用語言去表達他的哲學觀點，特別是那種會恒久不變的語言，例如用書面的文字記錄下來。”他對此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清楚地認識到，用書面文字記錄哲學觀點，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jié)，而是這些觀點的起點。沒有批評，哲學就無法存在，書面文字使思想能夠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續(xù)而嚴格的審查。書面形式把語言凝固下來，并由此誕生了語法家、邏輯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這些人都需要把語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錯誤，明白它的啟示。

柏拉圖深知這一點，他知道書寫會帶來一次知覺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為語言加工的器官。相傳，為了鼓勵這種變化，柏拉圖要求他的學生在來他的學園之前先學習幾何學。如果確有其事，柏拉圖就確實很明智，因為正如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諾思羅普·弗萊所說的：“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xiàn)實中重新創(chuàng)造了過去，并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尋常的記憶。”【注釋】

【注釋】弗萊，《偉大的代碼：圣經(jīng)與文學》，多倫多：學術(shù)出版社，1981，第227頁。

柏拉圖對于書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斷現(xiàn)在已被人類學家所深刻理解，特別是如果在他們所研究的文化中，語言是復雜對話的唯一源泉時。人類學家知道書面文字不僅僅是話音的回聲，這一點諾思羅普·弗萊也曾提到過。這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一流魔術(shù)師的把戲。在那些發(fā)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確有此神力。考慮到這些，那么埃及神話中把文字帶給塔慕斯國王的月神透特同時也是魔術(shù)之神，就不足為奇了。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于一個只有口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這樣的對話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有什么比把問題訴諸文本時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個無形的讀者傾訴，并且因為知道有一個無名的讀者會反對或誤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這正是每一本書的作者必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