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了愛情之后的徐志摩欣喜若狂，也終于閑下心來做些正經(jīng)事。他進入了他文學(xué)活動中的一個新的時期——編《晨報副刊》。

《晨報副刊》早就盯上徐志摩了，希望他來接手，但是徐志摩總是心思不定，下不了決心坐在那每天打理案頭工作，雖然他確實想辦一份報刊。直到去歐洲之前，朋友們不肯放他走，他于是許下重諾，回來一定幫著辦報紙。從歐洲回來后，朋友果然舊話重提，志摩只得踐諾。不過他也有要求：“我說我辦就辦，辦法可得完全由我，我愛登什么就登什么……我來就是個全權(quán)的記者。”朋友立刻答應(yīng)了他這個要求，徐志摩走馬上任了，名銜是副刊主任。

徐志摩的性格中對自由的向往是非常強烈的，他不僅以自由的名義解除了和張幼儀的婚姻，也以自由的名義解體了陸小曼的婚姻。對待愛情如此，辦報紙也如此。在他看來，自由是天性的釋放，是不要任何重壓來束縛自己。因此，徐志摩辦的這份《晨報副刊》在中國的報刊史上是獨一份的，可謂空前絕后。

平常的報紙拿到讀者手里，是印刷好的成品，至于編輯們在編報紙包括選稿的時候是怎么想的，是絕對從字面上看不出來的。編輯的思想隱晦在了文字的深處。但是徐志摩不這么辦，他不僅讓讀者知道報紙是怎么編的，還要讓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甚至稿子的出處來源他都寫在“編者按”里。甚至有的時候，他編的按語太長，只有顛倒過來，把按語當(dāng)做正式的文章發(fā)表，原文反而被放到了后面。這樣的編排不僅新鮮有趣，而且自然親切，讀者哪曾見過這樣的報紙，一時間，《晨報副刊》被徐志摩“玩”成了全國最有名的報紙副刊。

徐志摩辦報紙不僅要辦得新穎別致，而且在選文上也不拘一格。名人的文章寫得好的他愿意登，新人的文章寫得好他不僅愿意登，還會破格在一個月連登幾篇。當(dāng)時還只是個文學(xué)青年的沈從文就受到他這樣的提攜，才逐漸在文壇成名。

在編《晨報副刊》的同時，徐志摩還接受了北大的聘書，到母校任教。大約是年近而立，這位具有浪漫氣質(zhì)的詩人開始收心養(yǎng)性，要認認真真做一點事情了，他在給劉海粟的信中這樣說：“我這半年不受‘物誘’，辦我的報，教我的書，多少做一點點人的事業(yè)。要不然真沒臉子見朋友了。”

在慣常的印象里，徐志摩是風(fēng)花雪月，不聞窗外炮聲隆隆的，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徐志摩是正宗的政治學(xué)科班出身，當(dāng)時國內(nèi)的環(huán)境又極其惡劣，身處其中，他怎么可能全然置身事外呢？北洋政府制造“三一八“慘案的時候，徐志摩正策劃和聞一多辦《詩鐫》，他們聞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震怒，第一期的《詩鐫》幾乎辦成了“三一八”紀(jì)念專號，徐志摩也寫了一首《梅雪爭春》控訴這對青年學(xué)生生命漠視的無恥行徑。此外，針對當(dāng)時的社會問題，徐志摩也屢有時政評論文章見報。他主持《晨報副刊》不久，便遇上了“蘇俄是不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的大討論，徐志摩在這個討論出顯示出了自己的政治遠見。如果我們?nèi)ャ^沉這樣的一段舊史，會損失掉印象中那個純粹情圣詩哲的徐志摩，但我們不去真正的了解歷史，會讓世界誤會在那時的中國沒有這樣一種聲音，一種態(tài)度，一種在大家都頭腦發(fā)漲時候的質(zhì)疑。1925年10月6日，晨報《社會周刊》上登了一篇《帝國主義有白色與赤色之別嗎？》，內(nèi)容對當(dāng)時中國智識界一部分人的“蘇聯(lián)也是帝國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質(zhì)疑。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引起了各種聲音。徐志摩主持的《晨報副刊》不僅積極發(fā)文回應(yīng)，更是在10月15日開展了“關(guān)于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徐志摩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呢，“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tài)。”注意，徐志摩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1925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才不過四年的時間。徐志摩以他靈敏的政治嗅覺預(yù)見了中國的將來。此后，《晨報副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雖然也編發(fā)有擁護蘇聯(lián)的文章，但整體的傾向是“反蘇”的，也因此引來了擁蘇者的憤怒。他們縱火燒了晨報館，這場討論也就隨之結(jié)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