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事實就是這么諷刺，越是成為“神話”的東西，人們越是對其一知半解，也越是對人無益。某種意義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童話般美好、神話般正確的“西話”——西方理論與思想，不正與此類似嗎？

先賢郭嵩燾早在光緒朝早期出使西洋時就贊嘆西方的議院民主、法律公正以及輿論開放。如果僅僅及此，我們完全可以說他所言非虛。但他接著卻說“西洋一隅為天地之精英所聚”，認為中國“君道”和“師道”衰敗，甚至愿意承認當時西方對中國的攻伐是“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就令人震驚了。而晚晴的內(nèi)政之腐敗與外交之失敗，更使得當時朝野彌漫著濃郁的失敗主義與絕望情緒。曾當過翰林院編修、陜西學政的體制內(nèi)的上層人葉爾愷在給朋友的信中竟然直言：“縱觀中外情形，敢斷言曰中國不亡，必無天理。”汪康年在《中國自強策》中直接開出“藥方”，認為要想在世界中立住腳，“亦惟曰：復民權(quán)，崇公理而已。”再后來，在胡適、陳序經(jīng)等人的努力下，西學東漸，終于開始演變?yōu)槿P西化。

毫無疑問，積貧積弱的中國當然可以、也應(yīng)該學習包括西方在內(nèi)全人類的優(yōu)秀治理機制與文化，從而為解決自己的問題服務(wù)。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心態(tài)來看待這一問題。然而，我們?yōu)槭裁匆獙W習西方？難道僅僅是為了印證西方的正確性、先進性與神圣性？僅僅為了變得和他們一樣？

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對這樣的問題以“是”來回答。但一百七十年來社會科學尤其是法學研究的現(xiàn)實，卻不能不讓人懷疑，實際上雖然我們口頭沉默，但行動上已經(jīng)回答：“是！”盡管不是全部，但不少法學學者已經(jīng)自覺或不自覺地跳入了西方話語的陷阱，將西方話語奉為“神話”，寫文章時，不由自主地就是“中國問題+西方經(jīng)驗+中國應(yīng)該學習西方”這未必合乎邏輯的“三段論”；見洋人時，自覺不自覺地就底氣不足、腿軟腰酸，見了洋文就如奉綸音不敢稍疑，甚至于將自己的真實看法捏緊了、藏實了，不敢在洋人面前“獻丑”，或者故意曲解、隱匿己意以取悅洋人，這樣的情況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法學界還少嗎？最終腰桿越來越曲折，腦子越來越糊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2011年10月曾舉辦過一個關(guān)于中國問題的會議，與會者多是中國學者或?qū)W生，但整個會議卻開成了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批判會。與會的中國人唯恐自己價值不夠“普世”，道德不夠“高尚”，心底不夠“無私”，一個個高姿態(tài)、低水平，爭先恐后地說一些洋人早已胸有成竹但就等著中國人說出口的話。不管是糊涂還是虛偽，反正一個個都千方百計地批判自己，取悅洋人。甚至刨墳掘墓，以一種非歷史的態(tài)度，連中國古代的“皇權(quán)專制”、“沒有個體”都勾出來了，就是不管西方的古代是什么樣，中國的“皇權(quán)專制”究竟是什么（他們的認識并不超出政治宣傳的水準），不知道中國古代只要稍微正常的王朝，其民族政策都比同期的西方高明不少，忘了一部西方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民族分裂、諸侯戰(zhàn)亂的歷史，更不管中國的民族(Minzu)與西方的nation、ethnic是不是一回事，只是一味地對洋人曲意逢迎。腦子糊涂了，立足點站錯了，存有了太多“普世”價值和“先見”(preoccupations)，往往會對認識和思考問題構(gòu)成束縛與限制，更難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并對真正同質(zhì)性的問題進行客觀比較。因此，到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次數(shù)越多，“了解”的老少邊窮地區(qū)信息越多，越有可能是在不知不覺下陷入彀中，為他人提供“情報”，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危害也可能就越大。

其最可能的結(jié)果就是，一方面堅稱西方神圣，而同時卻并不真的了解西方。而自己的國家、社會與生活，最后也變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好像很了解，實際上卻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