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的剝削性就是把本來屬于個人的問題公眾化了。

2006年陳虻為《紀事》欄目講課時，與編導還研討過紀錄片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位編導問：如何處理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系，如果最后這種處理，你會傷害到他的生活，或者傷害到他本人？

陳虻說：這個問題是我們思考了十幾年的問題，屬于媒體倫理問題。紀錄片就是有剝削性，這是全世界公認的。紀錄片的剝削性就是公眾化，把本來屬于個人的問題，你給他暴露在全體人面前，實際上你就剝削了，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陳虻說：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公共信息。也就是說你要表現(xiàn)這個事兒，不要用絕對隱私的信息，你要用他愿意公開的那部分信息，來表達他不愿意公開的那部分信息。這就是我們要遵循的道理。如果我們用偷拍的方式，如果我們用趁人不注意的方式，拍到了人家不愿意讓你看到的，你拍了，然后你也表達出來了，那你可能就造成了一個侵害，侵害肖像權或者名譽權之類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自鳴得意，你看咱這紀錄片全都跟拍到人家里去了，拍的都是生活，兩口子吵架什么都拍了。那是為什么？那是中國人沒有防范意識，我就說過，北京人比上海人好拍，天津人比北京人好拍，農(nóng)村人比城里人好拍，孩子比大人好拍。文化程度越低的人，防范意識越差。

我們觀摩國外的紀錄片，你看國外紀錄片全是采訪，接空鏡頭，接采訪，再接空鏡頭，全是這么拍的。為什么他們的鏡頭沒有私人生活的、場景的？因為西方人，你要拍我，支上機器我給你說，我愿意說的，就是我同意你播的。我只有接受你采訪的時候，最能夠保護自己，你問我一個問題，我還可以說無可奉告呢。所以西方很多紀錄片，都處于問答狀態(tài)，其他就是大眾化的空鏡頭，這是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一個法律健全的社會里，紀錄片的樣態(tài)都成為現(xiàn)在這樣一種樣態(tài)了。你們都看過《法國女子監(jiān)獄》，就是如此：我是犯人，我可以接受采訪，咱們都坐好了說，你拍我所有的生活不可能，我不同意。

中國還沒到這種程度。所以我們自己要自覺給自己畫一條線，這條線我認為叫公共信息，利用公共信息，本人不同意的，都不可以違背他的意志和原則。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自覺堅守的底線。

陳虻私下里和李倫更深入地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李倫從香港電影節(jié)觀摩歸來，談到紀錄片界對“剝削性”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關鍵是要解決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共識”因素。李倫說：“觀眾認知真實的基礎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距離的表達”。陳虻點頭贊同，他說：這應該是解決被拍攝者受剝削問題的一個方式。

與紀實影像的媒體倫理相關，陳虻還回答過關于記者如何提問的問題：

什么問題能問，什么問題不能問，這也是一種感覺。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完以后，讓觀眾覺得太殘酷了，太無情了，尤其還是問一個孩子，那肯定不能問，問了編導也不可能編進片子。很多的時候是靠人格、一種人生態(tài)度，來決定提問的分寸。還有就是提問的態(tài)度，是出于同情，出于善意，讓被拍攝者把理由更多地展示給觀眾，還是出于不信任，出于質疑。無論如何，不要因為你是記者，你就覺得你比別人聰明，你就自以為你比別人更富有社會責任感；不要因為人家熱情地接待你，你就覺得人家問心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