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陳虻就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以后，對紀錄片與新聞的關系有了更明確的認知和思考，他多次提出“新聞”才是紀錄片的主要題材。他一直鼓勵從《生活空間》分支出的兩個欄目《社會記錄》和《紀事》，尤其《社會記錄》在選題上要介入新聞主戰(zhàn)場。

陳虻：回到日常生活中來，關注現(xiàn)實的此刻當下，這是中國紀錄片的生命和基礎。

紀錄片英文documentary的詞根就是檔案記錄。拍今天其實是拍歷史，今天是明天的歷史。紀錄片是把光照到黑暗的地方，這黑暗指的是歷史。歷史其實是一個混沌的流，照不到光的地方就會在歷史的黑暗中沉淪，永遠地沉淪。有價值的東西不應該沉淪，這正是紀錄片，或者影像紀錄的歷史使命。

陳虻說：一個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他在拍攝現(xiàn)場的時候，是全情投入的，他希望用他的全心全意的關注，能夠不漏掉他認為任何一個有價值的發(fā)生，這就是紀錄片的一種魅力，紀錄片的難度和價值，其實也體現(xiàn)在這兒。在國際紀錄片比賽中，其中有一個指標，就是它的拍攝難度，非常難以獲得這樣的影像，而他獲得了，這本身就是他獲獎的一個重要的理由。所以紀錄片確實是非常考驗人的，它不僅考驗著人的體力，同時也考驗著人的一種精神。我經(jīng)常和一些朋友說，其實拍紀錄片的人，多少帶有一點宗教色彩，他好像與生俱來就帶著一種對社會的關注，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他有這種熱情，并且樂此不疲。

我見到的拍攝時間最長的紀錄片是用了三十六年，后來放映的片長是五個小時。他用一個人單一的生命記錄了一個事物線性的發(fā)展過程。相比而言，我們的劣勢在于我們處于紀錄片欄目化生存的“生產(chǎn)狀態(tài)”，而我們的優(yōu)勢是我們有一個隊伍在橫向地記錄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東西有價值，我們的東西同樣有價值。我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個饅頭和五百粒米，同樣都能讓你吃飽。我們的每一個作品本身的深度是不夠的，但是累加起來就和那個大作品的深度相當。

陳虻說：紀錄片最終的結果是和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所以它的運作必須有這種思維，否則不可能和觀眾找到關系。中國紀錄片面臨的挑戰(zhàn)，不光是技術上的挑戰(zhàn)，還包括創(chuàng)作者對社會關注能力的挑戰(zhàn)，即我們選擇什么、關注什么。

1997年，他已經(jīng)認識到《生活空間》的定位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生活空間》來界定中國紀錄片是狹隘的。中國電視紀錄片如果僅僅停留在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不夠的，只能說第一個階段的任務已經(jīng)完成。

陳虻說，現(xiàn)在我們有很多紀錄片熱衷于講述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如果僅僅是這樣一個故事，而沒有和大的文化背景、時代背景、民族命運相關聯(lián)的話，其實是背離了紀錄片的本源。因為故事片更好看，更能使人動情?，F(xiàn)在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因為走得太遠，以至于忘了我們?yōu)槭裁匆霭l(fā)。當我們認真地去研究怎樣去拍紀錄片的時候，或許已經(jīng)淡忘了我們?yōu)槭裁匆募o錄片。也就是說，當你過于進入、過于熱衷于一個東西時，你就需要放棄這個東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進來，也只有進來了才能出去?，F(xiàn)在中國的紀錄片恰恰需要跳出去，不要過于陷入，你才能反過來冷靜地加以審視；如果一個人過于熱愛，這東西就已經(jīng)不再是它本身，已經(jīng)變成了你的一種熱愛，強加了你許多個人的東西，而不是事件本身。《太極》里說，太想練成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都練不成太極。你必須保持一定狀態(tài)，才能得到一種真?zhèn)?。按照西方的美學表述就是，距離產(chǎn)生美，必須有一定的距離，貼得太近反而什么也看不見。

陳虻認為中國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必須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現(xiàn)實的土地上來。他說，關注中國現(xiàn)實生活中所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這可以說是中國紀錄片的生命和基礎。對于紀錄片工作者來說，目前的困惑表面是形式的問題、題材的問題，而真正的問題是本源，內(nèi)容大于一切。避開敏感是一種需要，但是決不是它的本質(zhì)。

陳虻批評時下電視媒體上所呈現(xiàn)出來的紀錄片，讓人覺得還不如新聞，還不如娛樂，還不如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