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征。在這里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與它們重復。

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采的是，他們明確設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瑯瑯上口，非常便于流傳。

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結(jié)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而不希望轉(zhuǎn)變?yōu)槌晒Φ男∪耍患词贡粍e人說成是壞人，也不愿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jīng)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

最后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中庸之道”認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

“中庸之道”是一種整體思維方式。它反對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卻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結(jié)果，卻也承認過程；它知道是非，卻又肯定轉(zhuǎn)化……。它認為，互補、互動、互易的整體，是世界的真相，而極端化思維則是虛假思維。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xiàn)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占據(jù)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于農(nóng)耕文明四季輪回、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jīng)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癡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鍵的緩沖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qū)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fā)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fā)表了題為《利瑪竇說》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gòu)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