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黃第洪懷揣著國民政府津貼費100元和中共黨組織補貼金的150元，作為路費，從廣州乘俄輪出發(fā)，經汕頭、上海，直駛海參崴，然后換火車經過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亞，抵達莫斯科。與他同行的，還有他的老鄉(xiāng)、他的同學左權、陳啟科、蕭贊育等人。

當年，黃第洪在黃埔軍校，盡管國民革命伊始，創(chuàng)業(yè)艱難，但是國共兩黨精誠團結，革命處于興盛時期。再說，黃埔軍校地處珠江中長洲島（亦稱黃埔島），地勢險要，警戒嚴密，是革命的大本營和后方基地。1925年5、6月間，披著“革命軍”外衣的楊希閔、劉震寰滇桂軍閥勾結陳炯明，投靠港英殖民主義者，企圖乘黃埔學生軍和其他革命軍東征遠至潮汕，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在廣州發(fā)動了叛亂，廣州一時紛亂不堪。政府黨政要員紛紛撤到長洲島，把它當成他們最安全的避難所。1925年8、9月間，蔣介石“太沖”，而遭人嫉恨，兩次在廣州險被暗殺，他也把長洲島當成最安全的避難所，將寓所從廣州東山搬遷到島上來。黃第洪在國內參加革命，幾乎是足不出黃埔軍校校門，沒有經歷過血與火的淬煉和生與死的嚴峻考驗，是個屬于托馬斯·潘恩所稱的“春天里的愛國者”。

1927年9月，黃第洪結束中山大學學業(yè)后轉入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1930年7月，黃第洪與劉伯承、左權一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yè)回國。黃第洪被安排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中共含辛茹苦培養(yǎng)他并寄以厚望，要他學成后能發(fā)揮作用，為黨—革命盡力工作，多做貢獻。

初到上海后，黃第洪翻閱報刊，收聽廣播，看到的聽到的是國民黨到處吹噓“剿匪勝利”，百般造謠誣蔑中共和紅軍的報道和消息；一出街頭，血雨腥風撲面充鼻而來，到處可以從電線桿上和交通要道的墻壁上看到貼著諸如：“奉蔣委員長令……共黨要犯XXX立即槍決。淞滬警備司令XXX”的告示。黃第洪害怕極了，心里驀地產生了一種不同于他的學弟林彪一年前在閩西發(fā)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疑問的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心境。

權欲和利欲固然會使人敗壞，懦弱也同樣會使人敗壞，變得卑鄙無恥，良心泯滅。黃第洪決心叛黨投敵。他直接寫信給他當年的校長蔣介石，表示愿意為國民黨效勞。你要另改門庭投靠國民黨也就算了，正像留蘇黃埔一期同學王叔銘、王公亮等人一樣悄悄地去做就沒事了。當時國民黨也不要求黃埔生共產黨自新要以出賣中共組織為前提。黃第洪覺得這樣做不夠意思，他還要以出賣恩師、同志為見面禮。信中還自稱他返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與周恩來來往密切，與劉伯承、左權等人也有交往，知道他們的工作和起居情況。

此時，蔣介石雖然正沉浸在取得戰(zhàn)勝馮玉祥≈錫山的中原大戰(zhàn)的喜悅之中， 卻被中共的“工農武裝割據(jù)”活動搞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特別是中共乘他與馮閻混戰(zhàn)無暇顧及，四面出擊，攻城掠地，擴大了地盤和勢力。這使他改變了對中共是“流寇”、“小吵小鬧”、“不足為患”的看法，越來越感到中共才是心腹之患。現(xiàn)在，蔣聽到昔日的大弟子能從中共方面回頭是岸，幡然改圖，寄書輸誠，且能有求之不得的“見面禮”，不禁高興得前蹦后跳。他直接將信件及批示交給國民黨中組部調查科的徐恩曾，授全權予他接洽黃第洪輸誠事宜。

徐恩曾像蔣介石信任他一樣信任鮑君甫，將黃第洪的事交給鮑去處理，并且告之接頭的辦法。

鮑君甫一邊將消息報告中共特科，一邊準備與叛徒接頭。

特科接到情報后，非常重視，首先必須弄清楚叛徒何許人也。叛徒用的是化名，只能根據(jù)情報提供的經歷去推測是哪位人士。黃第洪出國前在中共黨內的活動僅限于黃埔軍校，出國留學后即在國內銷聲匿跡，非知名人物。那時從蘇聯(lián)陸續(xù)回國的人不少，他們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沒有馬上分配工作，居住在上海市區(qū)，由中共地下交通分頭、單線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