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禺曾經(jīng)讓英若誠把這樣一封信，當著他自己的面讀給了那位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聽，至今洋人劇作家也不明白是發(fā)生了什么事和究竟是什么意思。大約，他是永遠也不可能明白的。

好像就在這件事情發(fā)生之前，巴金還給曹禺寫過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chuàng)作，希望他繼續(xù)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藝術(shù)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tài)文章，多給后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

后來，曹禺師曾激動地寫了一首詩作答——

死去原知萬事空，

忍看山河代代窮！

從今再不事雜瑣，

拼將殘勇賦春風！

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

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這是很不是滋味的悲劇。

曹禺利用晚年的寶貴時間，緊握手中的筆，再一次把心里的寶貝奉獻給讀者和觀眾的決心已下。然而，下決心容易，實踐起來卻是很難很難的。這一點對他來說，也是始料未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