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百花盛開、大地復(fù)蘇的春天里，曹禺遠從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回到了祖國和闊別15年的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他歡欣鼓舞、生機勃勃的心情是可以想見得到的，其集中表現(xiàn)在參加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發(fā)言上。他說：“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與會代表第一次在中國國土上，參加這樣的偉大的文藝盛會，是一種從來沒有的大團結(jié)，是一次令人終生難忘的聚會。”“我還沒有經(jīng)歷過像共產(chǎn)黨這樣重視和關(guān)心文藝工作，給文藝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榮譽?，F(xiàn)在，可是千頭萬緒，百廢待舉?。⌒轮袊€未成立，黨就先把全國文藝工作者請到北平來聚會。”接下來，曹禺又熱情高萬丈地奔赴安徽參加了土地改革，還跑到治理淮河的工地上，與農(nóng)民、工人一起生活和勞動，接受教育。正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他很自然地產(chǎn)生了一種自責心理，而且越來越重。可能在從國統(tǒng)區(qū)來的作家里，他是第一個反省自我的人，而且是沒有外界壓力，不用外界任何敦促，主動地、積極地、認真地對自己的舊時作品進行了徹底批判。首當其沖的就是他23歲上清華大學時寫出的成名作《雷雨》。他鮮明而又沉痛地提出——要把自己過去所有的作品，都放在“工農(nóng)兵方向的X光下，徹底照一照，從而挖出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膿瘡” 。甚至，他為“過去沒有能夠?qū)懗鲆粋€無產(chǎn)階級的典型人物”而愧疚萬分，無地自容。他在一篇名為《我對今后創(chuàng)作的初步認識》的文章中寫道：“過去是以個人的好惡，主觀臆斷對現(xiàn)實下注解，作解釋工作。……沒有歷史唯物論的基礎(chǔ)，不明了祖國的革命動力，不分析社會的階級性質(zhì)，而貿(mào)然以所謂‘正義感’當作自己的思想支柱，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闹嚨?。”甚至，還對《雷雨》作了全盤的否定：“我把一些離奇的親子關(guān)系糾纏一道，串上我從書本上得來的命運觀念，于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zhì)，成了一個有落后傾向的劇本。這里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新興的革命力量；一個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劇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觀點，它模糊了周樸園所代表的階級的必然滅亡。”同時，也給自己下了這樣沉重的結(jié)論：“我是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階級’這兩個字的含義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來‘是非之心’、‘正義感’種種觀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異。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階級圈子。我寫工人（指魯大海——引者）像我自己，可怕的失敗，僵硬，不真實。”他認為：“只有通過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檢查才能開始進步，若以小資產(chǎn)階級的情感寫工農(nóng)兵，其結(jié)果必定是不倫不類，你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家。”那么，他的實際行動又是什么呢——拿《雷雨》開刀，進行一次傷筋動骨的大手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