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慰慶：總理很風趣，就跟我母親講：“顧太太，感謝你給我們生了三個共產黨員。”然后就指了指我們三個共產黨員。這樣子，我父母他們才知道我們是共產黨員。而且周總理加了一句，“而且是經過無產階級大革命考驗和鍛煉的共產黨員”，總理一講，他們才知道我們是共產黨，才加深了理解。

之后，顧毓琇夫婦隨次子顧慰慶一起到了西安。在那里，他親眼看到了兒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顧慰慶轄下的紡織廠和電廠的工人們都對這位知名華僑的來訪非常重視，他們自發(fā)地將廠區(qū)打掃干凈，排著長隊歡迎他的來訪。

雖然物質生活還不豐富，但人們用熱情包圍了他們。

顧慰慶：來以前就借點椅子搬進去，走了以后再把椅子搬回去。沒辦法做飯，但他們總得吃頓家里媳婦做的飯吧，結果我的愛人、女兒，就給他們包餃子。

顧宜凡：吃著吃著餃子，我記得我祖母流眼淚了。后來才知道，她覺得我們的家庭狀況跟他們想象的可不一樣，覺得兒子住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她比較傷心。那時候我父親都40歲了。

但家人團聚的喜悅很快就代替了這些悲傷，年逾古稀的顧毓琇夫婦終于享受到了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他們被已過不惑之年的兒子和天真爛漫的孫子包圍著，享受到充分的精神愉悅。

在享受過與家人的團聚后，顧毓琇夫婦回到北京，這一次，他們訪問北大、重回清華。重新回到這個理想的起始之處，讓顧毓琇備加感慨，也心懷雀躍。他在那里再見了馮友蘭、陳岱孫、吳文藻等一大批好友，還為學生們做了關于非線性系統(tǒng)分析的專業(yè)報告。

一切都很美好，但也有人在為顧毓琇的歸國而憤怒。盡管他一再強調這只是一次普通的尋親之旅，但很多敏感的人還是從中察覺到了不同的政治意味。

顧宜凡：臺灣當局的非議當然很大。據說他們當時認為，顧毓琇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有到大陸來的，比如說楊振寧等人，但他們認為顧毓琇不是一般的院士，是原來的中央政治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政務次長，是“國大代表”，那雖然你自己不覺得，但你回來的政治象征意義肯定是有的。

錢正英：他那一次真是破冰之旅，回去以后就被國民黨開除了這個、那個。但是就兩岸的關系而言，應當說，他是最早開創(chuàng)的。

沒過多久，顧毓琇就結束了這次意想不到卻令人愉快的大陸之旅，返回美國。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79年5月，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到半年，顧毓琇再次訪問大陸。

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講學——他要把他的智慧，都貢獻給正在飛速發(fā)展的祖國。為了避免如上次一樣惹人非議，在起程前，他特地讓曾在顧維鈞手下工作多年的弟弟，帶了一封密信給臺灣“國民大會”的相關權威人士，婉辭“國大代表”一職。

抵達北京以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和時任教育部部長的蔣南翔接見了顧毓琇一行。這一次，顧毓琇開始大膽提議。

顧毓琇的確一次比一次更大膽，他的政治遠見也讓他有了更強的議政能力。1983年，顧毓琇第三次訪問大陸，鄧小平與之進行誠摯的會談。1989年9月，顧毓琇再次訪問大陸。

顧慰慶：他提出要搞股份制，就寫了個東西，請王震轉交給鄧小平，建議搞股份制，叫藏富于民。王震看了以后就說“我們現(xiàn)在是初級階段，我看可以”，就轉給鄧小平。后來他一次一次加深了對國內情況的了解，一次比一次敢提建議了。

顧慰慶：快到國慶節(jié)了，突然我接到父親的電話，說他跟我母親要回國參加國慶，叫我在上海上同一架飛機，陪他們到北京。就這樣趕到了北京，參加了咱們40周年的國慶節(jié)。當時江澤民同志已經當總書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