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陳獨秀這位人生導師的指引下，劉文典由一個懵然無知的青年變成激進愛國的戰(zhàn)士。此后幾年，劉加入同盟會，主持革命報刊、參與革命暗殺、組織武裝起義、發(fā)起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名功績卓著的老革命。也正由于這段輝煌的經歷，劉文典才得以在同蔣介石“發(fā)飆”時挺起腰桿、底氣十足。

命運無常，人生難測。五四之后，陳獨秀繼續(xù)為革命事業(yè)東奔西走，其間也犯下不少錯誤，走過許多彎路。而劉文典則漸漸遠離政治、一心學術，成為象牙塔里的“得道高僧”，寫下了許多傳世巨著，二人似乎沒了交集，不再往來，成為兩條平行線。

不過，劉文典內心深處一直惦念著這位恩師。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得知此噩耗后，劉文典深深地嘆道：“仲甫是個好人，為人忠厚，非常有學問，但他搞不了政治——書讀得太多了！”知師莫若徒，劉此言頗有幾分道理。

歷史又往往存在一些不可捉摸的巧合。陳死后，其遺骸歸葬于安慶北門外大龍山麓，而1958年去世的劉文典的墓葬就在安慶懷寧高家山上，兩座墳墓相距不過幾公里。

劉文典的第二位“狂”師傅——清末民初的傳奇人物劉師培。

劉師培，一個備受后世爭議的人物，其人其事本書已有專文，故不再贅述。關于“二劉”是如何相識的，不妨聽聽劉文典的自述：

這個中學校就其實際說來，竟是一個排滿主義的傳習所。請了一位排滿排得最厲害的經學大師來當教員，這位先生是現(xiàn)代數(shù)一數(shù)二的鴻儒，經學、小學、文學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就連比起余杭章先生來，也只能說是各有所長，難以分他們的伯仲。我那時候正是抱著“饑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思想，在學校里“談”排滿“談”得最起勁，做國文那就不用說了，地理、歷史、倫理的課卷上總硬要扯上幾句排滿革命的話，所以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里去讀書。他教人的方針只有八個字，就是“寢饋許書，鉆研蕭選”。我初見他的時候，他就問我對于這兩部書用過功沒有。我說我全然不曾看過，他就先這個教我。這時候學校里的功課不完備極了，教英文的是個洋行小鬼，教數(shù)學的也不大高明，至于物理、化學、生理、博物、音樂等類的功課，竟是時有時無。歷史、地理也是這位國文先生代授。他講起歷史來，只顧搜羅許多的異說，并沒有什么統(tǒng)系，編上古史竟用起羅泌的《路史》、馬驌的《繹史》的辦法，講到畢業(yè)，中國史才講到秦。講地理也是“……考”“……說”居多，要不是歷史、地理的專家，難以得著益處。所以可學的惟有國文，其余的功課要學也是無從學起。我于是拿立主意，委務積神的專學國文了。從此就和近世科學完全脫離關系，硬著心腸去“抗志慕古”，這位先生也就越發(fā)賞識我。

“二劉”從此惺惺相惜。劉文典于是遵循古時拜師的路數(shù)，準備禮金，三拜九叩，成為劉師培膝下的得意門生。如果說，陳獨秀是現(xiàn)代體制意義上的公共課老師，那么劉師培則仍是傳統(tǒng)教育模式下的師傅，除去每日的大課外，劉文典還可以享受“小灶”，單獨赴劉師培家中聆聽教誨。劉文典從這位“狂”師傅身上學到的“狂”氣更多的是來自于學術方面。在劉師培的悉心教導之下，劉文典打定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的信念，不但做起文章來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平常寫起字來，也故意寫得古古怪怪的，表示他懂得“古”。譬如“劉文典”這三個字，“劉”字不見《說文》，是不寫的，定要寫作“鎦”字；“典”字的古義從竹，便硬要加上個竹子頭。同時他又敢于疑古、敢于否定前人，注重個人學術風格的塑造，逐漸打下了扎實的國學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