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恢復全國美術(shù)作品展覽是當時畫壇的一件大事。新人新作、成名成家，它是云梯；一旦獲獎，人生道路就有可能改變。而對于各院校、各機構(gòu)來說，獲獎數(shù)量是看得見的成績，所以臺上抓得緊，臺下畫得勤。

1979年的全國美術(shù)作品展覽，82件獲獎作品中，四川美術(shù)學院師生的作品占了10件。其中學生獲獎的是程叢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高小華的《為什么》、王亥的《春》。

在成都崇德里自己開的茶館里，風云人物、當年78級版畫系的王亥告訴我，從大學二年級開始，他就很少上課了，而是苦修哲學去了，因為拿了全國美術(shù)作品展覽的獎，意味著“到頂了”。

羅中立也談到這個高懸的獎以及同學之間暗中較勁、你追我趕的氣氛對自己創(chuàng)作靈感的激發(fā)，這是此前他從未對媒體言及的：“首先是全國美術(shù)作品展覽、全國青年美術(shù)作品展覽……另外那個時候77級、78級的學習風氣是很濃的，平常大家打打鬧鬧，粗話常掛在嘴邊，但一到該學習了，就都用功去了，有較勁、有競爭。當時畫表現(xiàn)主義的、形式感強一點的，不叫‘當代’——那時還沒這個詞——叫‘裝怪’，而且認為寫實能力不強的才裝怪……每個人都有自尊心，我想畫一幅超級寫實的畫來刺激一下他們，想證明一下自己。

“選拔分三步走：學校初選、送省、送全國。當時的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四川分會主席李少言是經(jīng)歷過延安歲月的老革命家，也是優(yōu)秀的版畫家。他顯然被‘父親’那張臉打動了，但建議在耳后加一支圓珠筆，添一筆新中國農(nóng)民的‘明亮’。

“我特別理解，他真的是從愛護的角度出發(fā)的，而且真的是熱愛自己的事業(yè)。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省里多一件半件作品。他生怕這件作品在初選時就被拿掉，因為他們也拿不準，所以建議加一支圓珠筆，這樣，在推薦的時候，萬一有不同意見，他就可以說這是新社會的農(nóng)民。

“但是我聽完后大吃一驚，如果把父親想成舊社會的農(nóng)民，這就是一幅憶苦思甜的畫，跟我的出發(fā)點……沒有意思了嘛。但這個意見也給我一點啟發(fā)，我本就想表現(xiàn)一個今天的中國農(nóng)民，如果圓珠筆有這個作用的話，為什么不可以加上呢？所以我就在左耳朵上加了一支當時那種竹竿的圓珠筆，并且盡量不讓它影響畫面。后來圍繞這支筆要不要加，爭論很多。吳冠中先生是那一屆全國青年美術(shù)作品展覽的評委，他過目后建議去掉‘我的’，就叫《父親》。結(jié)果，這幅畫拿了金獎?！?/p>

如果說在技法上，《父親》后面站著遙遠的克洛斯，那么在它演變成一座紀念碑的路途上，還有一些熱愛繪畫同時在政治上如履薄冰的前輩的留痕。

一位80后記者告訴我，每當看到《父親》，他都會想起一個字：蝕。這張臉像沱茶一樣濃烈，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畫面上父親的身后還有一個金燦燦的谷場。

不論時代在《父親》的畫布上埋下多少陰差陽錯、機緣巧合，它確實是“文革”后最早出現(xiàn)的一件觀念性作品。它也突破了當時國內(nèi)畫界對于寫實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以充滿靈氣的方式借用了超級寫實主義。同時，它開啟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畫人物的大頭像模式，一批藝術(shù)家從此開始繪制巨幅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