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讓我懷著這種不可能實現(xiàn)的希望。但是對受害者而言，沒有任何理由（文字的或別種的）能夠解釋或化解加害者的行為。尼克·凱斯特（Nick Caistor）為英文版的《永不再來》（Nunca más）寫了一篇緒言（這本書報導了阿根廷軍事獨裁時期“失蹤者”的情況），他提醒我們說，我們最終能讀到的故事是那些幸存者講述的，“千萬個死者已經(jīng)埋在沒有標志的墳墓里，他們會講述什么樣的暴行，我們就只能猜測了。”

很難理解，在生活本身已經(jīng)失去人道精神的時候，人們怎樣繼續(xù)保持日常生活中人的姿態(tài)。在饑餓，疾病，拷打和屠殺中，男人和女人們如何堅持溫和禮貌的文明行為，想出各種巧妙方法生存下來，為的是一點點愛戀之物，為了千萬本書中的一本書，千萬讀者中的一位讀者，為了保留一個聲音，能夠在許多年后像約伯的仆人那樣說出：“只有我獨自逃出來告訴你。”在全部歷史中，勝利者的圖書室才是權力的標志，是官方說法的儲存所，然而，我們經(jīng)常想到的卻是已燒成灰燼的圖書室。被遺棄，被破壞，受害者的圖書室總在不停地發(fā)問：“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行為？”我那本祈禱書就屬于那發(fā)問的圖書室。

歐洲的十字軍在包圍耶路撒冷四十天后，于1099年占領了這座城市。十字軍屠殺了穆斯林男人，女人和孩子，把全體猶太居民鎖在猶太教堂里活活燒死。只有少數(shù)阿拉伯人逃出來，到達大馬士革，攜帶著最古老的版本“烏斯曼古蘭經(jīng)”（Koran of Uthman）。他們相信自己的命運早已在圣書中預言過，因為真主洞察一切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事情，如果他們仔細閱讀圣書，本來就應該事情的結局。對這些讀書人來說，歷史不過是“真主對世界的意愿的展現(xiàn)”而已。我們的圖書室告訴我們：書有時只能幫助我們提出問題，但不一定使我們找出答案。書通過想像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聲音讓我們知道不曾受過的苦難。然而苦難本身只屬于受害者。在這個意義上，每個讀者只是局外人。

但丁從地獄出來，溯“忘川”逆流而上，回到了記憶。他攜帶著受苦靈魂的聲音，也知道這些靈魂是因為自己承認的罪過而受到懲罰。然而，我們現(xiàn)在聽到的鬼魂聲音和但丁所說的不一樣，他們是無罪的。他們受折磨被殺害沒有任何原因，只是因為他們存在，甚至連那也不是。干壞事不需要理由。有些東西本質上不可能裝載，我們怎么可能把它裝進一本書中，進行有用的表述呢？不論是托馬斯·曼的《魔山》或一本普通的祈禱書都做不到。作為讀者，我們怎么可能把時間與世界的循環(huán)運動捧在手中呢？世界總要超越書頁的界限，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首詩或一段文字所描述的一個瞬間，如布萊克所說：“選擇詩意敘述的崇拜形式。”因此，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問題，書能夠達到它無法達到的目的嗎？

也許能夠。雅可布·愛德爾斯坦(Jacob Edelstein)是得勒西恩斯塔得社區(qū)的猶太教長老，后來被送到伯克勞集中營。1944年6月的一天，愛德爾斯坦披上祈禱儀式的披肩布，在集中營內進行早禱。他早就把我那本祈禱書一類的禱文爛熟于心了。突然間，黨衛(wèi)軍中尉霍斯勒走進屋來要把他帶走。同屋的囚徒羅森沙弗特（Yossl Rosensaft）一年后回憶當時的情景如下：

門突然被推開了，霍斯勒沖了進來，跟隨著三個黨衛(wèi)隊員。他叫喊雅可布的名字，雅可布動也不動?；羲估沾舐暭饨校?ldquo;快！我等著你吶！”雅可布慢慢轉過身來，面朝著霍斯勒說道：“我活在世上的最后時刻，是全能的上帝賜給我的。我才是主人，不是你。”然后他又轉過身去面對墻壁，做完了禱告。他不慌不忙地把祈禱用的披肩疊好，交給同屋的伙伴，才對霍斯勒說：“我準備好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