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如何給“同等學力”的人留出空間

高校注重學歷有相當的合理性，西方及港臺大學大體也是這種模式。因為學歷是一個人學術訓練的基本前提，在沒有其他能證明一個人才能的條件下，學歷還是最公平的，也有相當程度的可操作性。高校特別注重學歷，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它的不完善處在于注重高學歷的同時，沒有給“同等學力”的人留出余地。

學歷是證明一個人受過某一方面專業(yè)訓練的最有力證據，也是說明一個人基本能力的原始證明。在現(xiàn)代社會里，這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學歷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說明身份的資格，這個資格的最終目的是要證明有這樣資格的人有可能在學術上做出更大的成績。

應該說，學歷是一個社會的常態(tài)管理，也是主要管理方式。但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在常態(tài)之外給特殊情況留出空間，讓那些沒有高學歷，但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yè)上做出了成績的人，能有更多活動的空間。在實際操作中，學歷肯定是一個社會正常的用人手段，但如果在使用這種手段時，不考慮到“同等學力”的情況，對于學術的發(fā)展是不利的。老清華和老北大，也是特別注重學歷的，那個時候如果沒有高學歷，特別是洋學歷，在那里也不好混。但那時的大學一般都給“同等學力”者留出了空間，也就是說，在注重高學歷之外，常常會有特例。

一般說來，自然科學方面的特例比較容易判斷，像華羅庚，他就是比別人算得好，這一眼就能看出。而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標準較難掌握。但不管怎么說，在常規(guī)之外，為特殊人預留空間應該是必需的，實際操作中有沒有這樣的情況是一回事，留不留這樣的空間則又是一回事，過去大學里總有這樣的情況。

現(xiàn)在高校不能在常態(tài)之外有特例，主要是因為學術體制的關系，并不是高校里的人沒有慧眼。因為一般說來，只有在完全教授治校的情況下（教授有財權與人權），人才的合理流動才會真正成為現(xiàn)實。而現(xiàn)在，一個系主任是很難有權把一個他所看重的人才輕易收羅進來的。現(xiàn)在做不到不拘一格選人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往這方面想，甚至認為這樣的傳統(tǒng)早已不存在了。

最看重“同等學力”的人，最好是一個最有資格的人，因為他們有資格，所以才不會讓人以為是為自己的出身找安慰。像蔡元培，他是晚清翰林出身，你總不能說他看重“同等學力”是為自己的出身找說法。還有胡適，他是一路考上來的，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來講“同等學力”就很有說服力。

（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摘自

謝泳縮寫《自己的經歷》一文，發(fā)表在謝泳所著、

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廈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