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森堡公園的空間，并不在一個平面上，大體而言，是它的東北部，對比于其他部位，高出幾米，兩個平面的過渡，便由那寬闊的臺階完成，那個臺階，也就成了游人們留影的一個常取場景。三十幾年前，曾與二姑媽聊起盧森堡公園的這個臺階，她感嘆道，恐怕幾代曾到巴黎的中國人，都上下過那臺階，并大都在那上面留過影，她就陪何香凝，還有廖承志，多次經(jīng)過那臺階，她說，上世紀初，不僅留法的人士必定在那臺階留下足跡，當(dāng)時在歐洲其他國家留學(xué)的，尤其是在德國留學(xué)的人士，都會或途經(jīng)巴黎，或利用假期從柏林等處來巴黎活動，比如周恩來、宋慶齡、朱德、孫炳文、鄧小平……就十之八九會在那寬闊的臺階閃過自己的身影。我拿出在那寬臺階上拍攝的舊照片讓二姑媽指認，她告訴我，其中那個高挑身材、一身白色洋裝的女士，叫張邦珍。我問：張邦珍如今在哪里？二姑媽輕聲說：去臺灣了。我本能地回應(yīng)道：啊，是個反動派啊！二姑媽遲疑了一下，就跟我說：其實，那個時代，在保皇黨和軍閥們看來，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都是“亂黨”，也就是說，都是革命黨，跟李大釗一起被軍閥張作霖絞殺的，就有好幾位并非共產(chǎn)黨，而是國民黨，其中一位非常年輕的女士，叫劉悒蘭，二姑媽跟她接觸過，就是國民黨員，屬于國民黨左派。張邦珍呢，最早也應(yīng)該算是國民黨左派，跟共產(chǎn)黨人過從甚密。后來國共分裂，直到大決戰(zhàn)，當(dāng)年在巴黎一起游盧森堡公園的人，才徹底分道揚鑣，張邦珍隨宋美齡去了臺灣。我注意到另一張照片上，有位女士女扮男裝，留男士分頭，穿中式男性大褂，二姑媽告訴我，她叫羅衡，那時應(yīng)該也算是國民黨左派，二姑媽和羅衡都曾當(dāng)過何香凝先生的秘書，但羅衡后來也去了臺灣。我又本能地回應(yīng)道：啊呀，怎么她也成了反動派？二姑媽微微搖頭道，政治理念固然對一個人的行為起著重要作用，但人是復(fù)雜的，人的感情更是具有推動力的。她以比較含混的語言讓我知道，張邦珍和羅衡在巴黎時就不是一般的親密，后來回到中國，兩個人同在一所中學(xué)主政，同室居住，張的女性打扮十分精致，羅的男士裝束十分粗獷，人們對她們從瞠目以視漸漸到見怪不怪，因此，大決戰(zhàn)勝負迅速分明時，張執(zhí)意要去臺灣，羅怎舍得？也就去了。二姑媽跟我講張、羅故事時，已經(jīng)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那時我雖然在政治話語上還使用“反動派”之類的名詞，卻已經(jīng)有機會看到白先勇剛出版的《孽子》，開了些竅，懂得張、羅的“孽女”情緣必須尊重，再回過頭來看她們上世紀初在巴黎的留影，越發(fā)憬悟到世事的詭譎與人性的神秘。

那張有大姑媽、張邦珍站在盧森堡闊臺階上的照片里，前端還有位手持便帽、西服短褲的男士，姿勢十分隨意，他是誰？父親曾說，怕就是羅家倫吧。二姑媽那天雖然沒有被照到鏡頭里，記憶還不甚模糊，就搖頭，說怎么會是羅家倫？羅家倫那時候已經(jīng)接近30歲，照片上的男士應(yīng)該是更年輕的一位留學(xué)生。羅家倫是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干將，流芳百世的《北京學(xué)界全體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后來先到美國、德國留學(xué)，1925年許入讀巴黎大學(xué)。那時他尚未遇到后來的妻子張女士，在歐洲狂追過一位中國留學(xué)生，那位女生是在德國柏林大學(xué)攻讀化學(xué)的，羅家倫在柏林就不斷給那女生寫情書、送玫瑰，后來人家跟一些同學(xué)來巴黎度假，在盧森堡公園，他就當(dāng)著大家向那女生示愛，眾留學(xué)生或插科打諢，或真誠祝福，但那女生不僅不為所動，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了拒絕……

那位被羅家倫追求的女生，也曾在盧森堡公園的那個闊臺階上跟一些人合影，因為其中有我大姑媽，我家也曾有過一張，但很早的時候，就被撕毀了，毀掉它的，就是那位也曾有過美麗青春的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