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xiàn)代理論家已經(jīng)簽署了“人”的死亡通知書（沒有“人”，只有“物”）。但幾十年過去了，那些人還沒死，他們只不過是在充滿病毒的環(huán)境里“生病了”。但他們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只是被緊身衣束縛著不能動彈。盡管他們的身體器官的功能已經(jīng)被分解，但他們的大腦還在急速運轉(zhuǎn)。當(dāng)代醫(yī)學(xué)關(guān)于“腦死亡”（Brain Death）的規(guī)定，好像是在為這些人的存在權(quán)力提供一線生機，并對貌似繁榮的虛假生活（索爾·貝婁稱之為“活著的死”）進行宣判。

沒有地址的書信 

馬爾克斯的中篇小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寫的是一位孤獨的軍官，天天盼望別人給他寫信，自己卻從不給別人寫信（其實他一封信也沒收到）。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英雄”后遺癥。索爾·貝婁的長篇小說《赫索格》的主人公、“懦弱”的赫索格則恰恰相反，從來沒有人給他寫信，而他一生都在不斷地給別人（前妻、情人、艾森豪威爾將軍、國家議員、尼采、布萊爾、同事、《紐約時報》的編輯）寫信，但一封信也沒有發(fā)出去，全部裝在他的旅行手提包里。他在想象中將信一封封地發(fā)出去了，于是一邊旅行，一邊繼續(xù)不斷地寫，寫著一封又一封沒有地址的書信。我想，馬爾克斯的布恩地亞上校，要是遇上了索爾·貝婁的赫索格就好了。

赫索格一生最喜歡的兩件事：旅行和寫信。其實這不過是一件事的兩種不同表現(xiàn)形式而已。旅行是抵達也是逃亡。寫信是交流也是回避。在此前的長篇小說《雨王漢德森》中，索爾·貝婁就講述了一個因拒絕現(xiàn)代生活而逃亡非洲故事。但他假設(shè)了一個帶著理想返回的結(jié)局（類似于大團圓結(jié)局）。在《赫索格》中，這種旅行成了漫無目標(biāo)、永無盡頭的“流浪”。就像他那一封封在現(xiàn)實中沒有收件人的書信一樣。這是一種讓人感到非常絕望的旅途。

《紐約時報書評》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年），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連鎖信》的書評文章，其中說，赫索格那些瘋瘋癲癲的書信斷片，其實是一個整體，它構(gòu)成了一個時代的信條：“這個時代是一個可怕的深淵……神志正常的舊定義對這趟旅程并沒有幫助……但愛、公義、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與暴力和威脅泰然共處。”

赫索格正是一個為尋求愛和公義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無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對交流的對象，他被他的時代所拒絕，或者說他拒絕了他的時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將所有人都當(dāng)成交流的對象，渴望跟他們圍爐夜話，親切交談，訴說衷腸；但他采取了一種既能夠交流，又不在場的形式——寫信，而且一封也不寄出去。他獨自一人在想象中與收件人一起分享著精神的樂趣。

索爾·貝婁寫作《赫索格》的時候，無疑還沒有網(wǎng)絡(luò)和手機，人們無法通過電子郵件和手機短信進行交流。手寫的書信，今天的人已經(jīng)很陌生了。人們相互交流的信息已經(jīng)變成了電子信息，在太空中飛舞，群發(fā)到所有人的手中，這是另一種“沒有收信人”的形式。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在燭光中寫下對一個人的思念，然后用口水將郵票沾上，獨自一人在雨夜穿過林蔭道，用顫抖的手將信投進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