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觀點，的確為恐懼者、受傷者提供了一種“臨時救護法”。今天，我們見到的“語言的狂歡化”、“肉體的狂歡化”狀態(tài)，或許正是尼采理論的當代注釋。不過，尼采的前提是，人與動物有共同的東西。如果“人”連自己身上的動物性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個個分裂的器官，或者就像一個“克隆人”似的，那么尼采的這種說法就不成立了。我們可以在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理論中看到尼采理論的各種影子，主張“遺忘”，提倡肉體的活躍狀態(tài)。但是，人們因此而生活得更有尊嚴嗎？他們因此變得更懂事了嗎？當然沒有，沒有懂事者，只有董事長。這正是凱爾泰斯感到孤獨的地方。在人群中感到孤獨是一種最大的孤獨。所謂“孤獨”，就是人與人之間喪失了傾聽的能力和對話的興趣，他們沒有信任感，彼此提防，有時候還假裝互相撫摸。

盡管凱爾泰斯一直在強調(diào)“記憶”和“表述”的意義，但他也無奈地承認了“沉默”的意義。不過這個“沉默”的意義是有前提的，即“只有上帝存在，沉默才是有效的真理”。否則，所謂的“沉默”只能是典型的“當代犬儒主義”。這種“犬儒主義”立場在欠發(fā)達國家（或者“后極權(quán)”國家）最有市場。謊言無法治療我們的病癥?？孔云燮廴说闹e言所維系的“沉默”，只能是一種絕對的緘默，因而就是絕對的死寂。

一邊是創(chuàng)傷性記憶，一邊是強行遺忘后的狂歡肉體；一邊是巨大的緘默，一邊是“有了快感你就喊”、“蝴蝶在尖叫”的呼喊聲；一邊是對文字快感消費的需求，一邊是性命攸關的書寫。凱爾泰斯就這樣在記憶和遺忘、沉默和表述的兩難處境里，艱難地、孤獨地堅持他自己對生活和命運的獨特表述。在“市場集體主義”、“國族集體主義”等各種消解“個體”的借口中，文學因此保持了一種疏離和質(zhì)疑的品質(zhì)。從而，這種孤獨的個體書寫才顯示了文學書寫的嚴肅性。

我由此想到了中國當代作家。在他們那里，戰(zhàn)爭經(jīng)驗成了對一種集體儀式的浪漫主義描述。“文革”經(jīng)驗，迅速變成了一種對“傷痕”的炫耀。“反思文學”變成了集體性的“記仇文學”。心靈和肉體的“傷疤”因而迅速愈合；對經(jīng)驗的表述，則停留在“新聞學”的層面，缺乏更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文學書寫因而就成了一張張廉價的“創(chuàng)可貼”。

凱爾泰斯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他“經(jīng)驗的傷疤”（像農(nóng)貿(mào)市場上的“跌打藥”販子那樣），而是獨自一人在自己的“疤痕”上精心地、艱難地“刺繡”。當然，感到傷痛的只是他自己。他說：“我們只認得給我們帶來痛苦的東西……真理因苦痛而變得更真。”我感到困惑的是，怎樣的經(jīng)驗表述，才不至于使人類的苦難經(jīng)驗變成“快感消費”；怎樣的閱讀經(jīng)驗，才不至于將凱爾泰斯那樣一種鐫刻在疤痕上的文字，當做時髦女郎手臂上的“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