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移民潮到伊拉克戰(zhàn)爭，這兩者有何關系？這些事件動機不同，動員的規(guī)模也不一樣，表面上確實很難同日而語。不過稍加細想，兩者有一點倒是共通的：兩者面對的都是他者。就戰(zhàn)爭而言，卡普欽斯基的話很值得我們推敲。他說：“我們很難為戰(zhàn)爭自圓其說；我想每個人都是戰(zhàn)敗者，因為這是對人的挫敗。戰(zhàn)爭暴露了人沒有能力與他者妥協(xié)，同情他者，對他者仁慈與理性，因為在戰(zhàn)爭的情況下，面對他者的結果總是悲劇，總是流血與死亡。”（Kapu?ciński，2008：82）如果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鏡子，我們從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看到的，是西方某些強權蠻橫自私的一面。顯然，在后殖民與后冷戰(zhàn)時代，其帝國本質(zhì)仍然沒有多少改變。布萊爾說沒有預料到入侵伊拉克后所出現(xiàn)的夢魘，其實跟某些反移民者的內(nèi)心沒有兩樣，都是因為傲慢，對他者的文化漫不經(jīng)心，缺少耐心與興趣。布萊爾可以對1000多位英軍死傷者與其家屬致歉，并且把《一段旅程》的預付金與日后的版稅全數(shù)捐贈皇家英國軍團協(xié)會，以幫助傷亡軍人家屬，可是對千千萬萬死傷的伊拉克人卻只有遺憾，并無一絲愧疚，也無一語道歉。入侵伊拉克（包括后來美軍的虐囚事件），乃至于晚近的反移民潮，透露了有些人在面對他者時所仰賴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圍堵他者，羞辱他者，驅(qū)逐他者，甚至終結他者的生命。反諷的是，這樣的生物政治卻是為了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存條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對自己生存的威脅。所有的修辭包裝在層層剝開之后，最后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欲望。只是欲望是真的，威脅并不一定。前面曾經(jīng)說過，他者有時候只是代罪羔羊。巴特勒（Judith Butler）晚近多次論證，生命何等脆危（precarious）。從反移民潮，從伊拉克戰(zhàn)爭看來，有些人的生命要比另一些人的更為脆危。用巴特勒的話說，他們生命的脆危性（precariousness）出現(xiàn)“不平等的分配”（Butler，2009：22），因為他們失去了生命存續(xù)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主流社會、國家機器或國際強權無不處心積慮想要摧毀這些條件。巴特勒以眾生平等的立場，提出“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的觀念，不過她也了解，這個觀念可能會被有些人利用，“作為區(qū)分值得存活的生命與可被摧毀的生命的基礎——這也正是為支持某個戰(zhàn)爭而努力的理由，辨識一方面是具有價值的、值得讓人悲傷的生命，另一方面則是不值得一顧的、無須為之悲傷的生命”（Butler，2009：22）。不幸的是，這正是伊拉克戰(zhàn)爭與晚近一連串反移民事件的認識論基礎。這也是有些人排斥異文化的深層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