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特曾經(jīng)是文學結構主義的翹楚、最知名的法國符號學者，恰如翁貝爾托·艾科之于意大利。他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轉向 “文本理論”，結果卻強化了他作為當年以《原樣》雜志為代表的文學和政治先鋒派理論家的形象。整個70年代，他徒然地脫離了“科學性之夢”，徒然地跟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學乃至一切“主義”拉開了距離，因為他依舊被公認為是文學研究的“科學的”和激進的革新者。而且，他去世后的一個時期，在往往把他的著作大大簡化的課堂用法里，這個形象照舊出現(xiàn)。實際上，跟巴爾特本人最不相干的恰恰是閱讀的“萬能鑰匙”、批評的“工具箱”之類的說法。

到了1975年，在這個廣為流行的“科學的”理論家巴爾特的形象之外，出現(xiàn)了第二個極為不同的形象，令他的某些忠實追隨者十分困惑：熱衷于自我剖析和自我嘲弄的思想家，擅長諷刺挖苦甚至多疑的美文家。

第二個形象是他本人通過1975年出版的《羅蘭·巴爾特自述》一書促成的。這是一幅狡黠的思想自畫像?！稇偃诵跽Z》(1977）及其在讀者和媒體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這個形象更加鮮明。一度宣稱“作家已死”的作家難道不是勝利重返了嗎？甚至有傳言說，他有意成為小說家……對于這種假定的改弦更張的說法，記者們趨之若鶩，批評界也為之噪動不已。美國散文作家蘇珊·桑塔格一直十分關注法國先鋒派，她認為“晚期巴爾特”體現(xiàn)了很有19世紀味道的法國式時髦，把自我剖析和精致文雅合為一體。另外一些人，例如茨維坦·托多羅夫，在這個認同主觀性的巴爾特身上已經(jīng)看不到他們從前的老師的影子：在法蘭西公學文學符號學的講座里，他竟然不去贊揚他本當講授的符號學，反而頌揚文學。他還說，假如人類不得不放棄所有的學科，只保留一門，那么這門絕無僅有的學科就是文學——學科之王。因此，圍繞著羅蘭·巴爾特的“思想形象”，在他遭遇車禍的時期正逢極度混亂之時。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看法至今未變——巴爾特作品的整體性從來就不是問題，他獻身于文學的一貫性也毫無疑問。從喜愛閱讀“古典”文本到探索當代寫作的新路子，他始終在踐行這種獻身精神。早在20世紀之初，保羅·瓦萊里就認為“文學為求生而擺脫文學的命運”；巴爾特同瓦萊里有很多同樣的擔憂，卻不屈從于人們宣告的衰落。在他稱作對于文學的“撕心裂肺的愛情”里，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整體性和批評作品的勃勃生機，而且至今仍然這樣認為。為了證明這個信念，也為了通過將巴爾特的每一個“階段”置于同一行為的起落變化之下，從而給予其公正的評價，我一篇不落地重讀了巴爾特的全部作品——當時《羅蘭·巴爾特全集》尚未問世。這是一項繁重的任務，可是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從未感到難以擔負，而且從中獲得的發(fā)現(xiàn)令人欣喜。例如，我幸運地找到了巴爾特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關于尼采和悲劇的）。這篇文章他本人早已丟失，也不記得是否發(fā)表過。其實，它確曾被發(fā)表在一個不起眼的學生刊物上，如今位列《羅蘭·巴爾特全集》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