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課以后，就拼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diào)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中的火越發(fā)越小了。我嘗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19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游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這只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夸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只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fā)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diào)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嘗一嘗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jīng)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規(guī)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絕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復，有時候用不著死記，只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卻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guī)律有時候近似數(shù)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面是十分認真的。后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致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范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jīng)。在這一方面，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于新疆貝葉經(jīng)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里面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致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guī)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系：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系是斯拉夫語文系和英國語文系。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