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身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我只舉一個小例子。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里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在經(jīng)濟和物質(zhì)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于今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在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么全國通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內(nèi)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比绻麤]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shù)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nèi)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xiàn)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于他為什么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shù)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lǐng)導和歷史系的領(lǐng)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shù)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nèi)，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chuàng)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先生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nèi)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fā)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xiàn)在是“后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寞，這個空寞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199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