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昕還做過許多發(fā)先聲、樹品牌的事情。他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學著作，有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與政策》和達爾《現(xiàn)代政治分析》；他最早推出顧準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鄧小平南方講話后，他立即組織二十多位中國留美經濟學家編寫“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趕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之際高質量推出，承擔起為市場經濟“時代意識”普及的重任；他出版蕭克將軍主編的《中華文化通志》，引起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并將此書作為國禮。他主編出版“當代經濟學譯庫”，他說，“有一段時間是，我們翻譯出版哪位經濟學家的著作，哪位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見選書的精到。另外，陳昕先生每論及一些重點項目，都會列出該書的印數(shù)，像《中華文化通志》首印五千冊，十年后還可再版；張維為《中國震撼》，現(xiàn)已累計重印二十八次、七十五萬冊，等等。這其中蘊含著商業(yè)的誠信與坦率，也使他的“出版?zhèn)€案”論述，達到完善。

其三是他的志向。當今出版是一個群雄分立的時代，剛剛脫出計劃經濟的窠臼，誰都想各霸一方，找尋虎視天下的感覺?！罢l是天下第一”有意義么？有，但大多數(shù)老總講的是“老子一任，天下無雙”。陳昕先生不同。雖然他的調門也很高，他說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要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他贊賞美國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觀點：“出版家的首義是為天才或才華服務?！钡皇恰凹俅罂铡?，他不追求“橫空出世”的感覺，他說自己的工作，是在接續(xù)前輩們的理念，在做“蕭規(guī)曹隨”的事情，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精彩。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里，他更看重傳統(tǒng)與學理的依托。

他說，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匯聚而成的。他以書為標志，總結出上海人民出版社發(fā)展的三個時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確立社會科學出版的第一個高原時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第二個高原時代；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三個高原時代。正是有了這樣的傳統(tǒng)和承繼，上海人民出版社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輝煌。

他說，中國經濟學曾經有一個以上海三聯(lián)書店為基礎的“三聯(lián)學派”的存在。而這個學派也不是一步形成的，它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上世紀末，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四個發(fā)展時期，每一個時期以書為標志，最終證實了“三聯(lián)學派”存在的價值與貢獻。

他說，他不是一個人在那里孤軍奮戰(zhàn)，而是一群人前赴后繼，共同奮斗。陳昕先生的身邊有許多優(yōu)秀的前輩，他真心地愛戴他們：汪道涵，夏征農，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劉杲……正是在他們的引領下，他才有前行的勇氣。

回顧中國百年出版，我常感嘆，前四十年，它的重心在上海；后六十年，社會變遷，人為北移。但上海的文化底蘊還在，陳昕一干出版精英還在。我說不能輕視上海出版，心意正在這里。

其四是他的定力。在一個商業(yè)化風起云涌的時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沖擊。集團化、上市、融資、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強、又好又快、跨越式發(fā)展、什么掙錢就干什么、怎么掙錢就怎么做……不是說這些口號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當成目的，忘記出版的本質，而且它們一旦形成一種風潮，一種運動，就會帶來不好的結果。在一段時間里，我們都有些昏昏然。但劉杲先生明白，巢峰先生明白，在歷史的記錄中，有他們的文章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