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我爸爸和我媽媽認識的人是眾所周知的老舍先生。他是個典型老北京，也是為了新中國的成立從海外回到故鄉(xiāng)的，他最喜歡逛的是京味風(fēng)俗濃厚的地方，那種地方首當(dāng)其沖就是天橋，老舍先是在天橋發(fā)現(xiàn)了我媽媽，而后他像同是作家的我爸爸介紹了這件事，后來我爸爸也和一干朋友興致勃勃地去了天橋看戲。當(dāng)時就對戲臺上的我媽媽產(chǎn)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要為一本雜志寫一下那個紅遍京城舞臺的評劇女演員新鳳霞，對我媽媽進行了平生第一次的采訪。

我爸爸一定是發(fā)現(xiàn)我媽媽和他過去認識的那類漂亮女人不同。那些女人一般都有些文化，都識字，都有些小資，小資的意思就是性格獨立，就是比較自主，就是喜歡時尚，說些前衛(wèi)語言，有時會跟男人叫叫板。而我媽媽不是那樣的女人，我媽媽在臺上是一個獨當(dāng)一面的充滿藝術(shù)特質(zhì)的天才，不過到了臺下她卻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中國女人，她崇拜文化，崇拜有文化的男人，她自甘示弱，自愧不如，她對我爸爸是絕對的仰視。在我爸爸眼里，這就是我媽媽最動人的地方，她是那么大的演員，當(dāng)時的北京城里可能再沒有一個演員的風(fēng)頭和名氣可以望其項背。但是在我爸爸面前，她的那種出自全身心的尊重與信任卻是前所未有。她請我爸爸給她的戲提意見的要求絕不是說說而已的表面文章，她對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藝術(shù)家的渴望是最真實最迫切的。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幾個月以后，那是1951年，我爸爸和我媽媽結(jié)婚了。再后來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我爸爸的幫助下，我媽媽真的從一個民間藝人成長為了一個至今無人可以超越的藝術(shù)大家。將近50年的婚姻，這期間，他們的生活中有歡樂也有艱辛，有成功也有失意，有順利也有過災(zāi)難。但是他們情感篤定，攜手前行，直到生命的盡頭。許多人預(yù)料他們的分手從來也沒有發(fā)生過，甚至從來都沒有被懷疑過。一是由于他們之間從一開始就建立起來的崇拜和信任，基礎(chǔ)極其牢靠；二是因為我媽媽的典型性，正是因為她的那種來自泥土來自民間的樸實和忠貞意識，讓她在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時無論如何也不愿意離婚，成就了我們家庭的圓滿，讓我們幾個孩子從沒有失去過爸爸。也正因為如此，我的媽媽在享有大藝術(shù)家聲譽的同時，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名聲：一個堅貞不屈的妻子。

我的媽媽甚至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堅定不移地站在我爸爸一邊而心力交悴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她在50歲的時候患病以致半身不遂長達20多年。我爸爸陪在她的身邊，鼓勵她繼續(xù)一個藝術(shù)家的步履，而我媽媽又一次證明了她的與眾不同，她從一個舞臺上的演員轉(zhuǎn)換成了一個作家！她出過好幾十本書，這和她在舞臺上的表現(xiàn)一樣，是個奇跡。

我爸爸和我媽媽的故事有很多，而那些故事總是會引起人們的好奇。有關(guān)他們的書一本接一本總是在出版。我有時會想，一個才子與一個美女的故事，這個永恒的愛情主題是不是永遠都不會令人乏味？

我是爸爸和媽媽的女兒，我知道每一個好故事總是層層剝繭，每一層都出人意料才會好看。其實我爸爸和媽媽的故事還有許多內(nèi)容有待發(fā)掘，也許關(guān)于他們之間的傳說和議論，還會不停地繼續(xù)下去，關(guān)于他們的書還會不停地出版下去……

2012年11月3日

#序（1）

吳祖光

新鳳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將要出版，收記事文29篇，約60余萬字。估計一下，包括幾種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譯本在內(nèi)，這本書是她的第13本文集了。她著手大量寫作，從1977年開始，至今約為13個年頭，幾乎每天都在不斷地寫，于是就寫了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貧民窟，到20多歲在舞臺上早已成名卻還是文盲。進入新中國，繁重的演出之余，擠時間上了短期的官辦業(yè)余掃盲班。盡管在舞臺上紅極一時，名動海內(nèi)外，然而偏偏命運坎坷，橫遭不幸，受到的是教人至今難以想象的種種政治迫害。最終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醫(yī)誤診，落得半身殘廢。這就是新鳳霞的命運。

然而奇跡發(fā)生了。從1957年春天她在掃盲班的兩篇作文在《人民日報》八版副刊上發(fā)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沒有寫過什么。但是在病成殘疾、被迫離開舞臺、失去用武之地后，卻以筆作為她宣泄情懷的武器——幸而致殘的是左手——不停地寫了起來。寫得這么多、這么快，也可以說又是這么樣的引人注目。依我看來，一個自幼與文字絕緣、民間藝人出身的戲曲演員，有這樣表現(xiàn)的，實在是前所未見。不僅空前，而且絕后；因為今后將不會再有這種類型的民間藝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勵過她識字、讀書，但是在短短的十幾年取得這樣豐碩的成果，實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這真是個“異數(shù)”，新鳳霞大可列入行傳。

為她叫屈的是，至今還有人懷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筆的，盡管仔細審閱便知那絕對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風(fēng)格我代替不了，寫不出來。雖然有過不少同行朋友為她、也為我解釋；可就是不能消除這樣的懷疑，那也就沒辦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這里說說她何以能寫出自己的風(fēng)格，而且又寫得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沒有上過正規(guī)的學(xué)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學(xué)以及舊文學(xué)的影響，做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語言；一般人稱此種語言為大白話，因之便較少新的名詞、語匯和術(shù)語，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難以做到的。這樣也從而形成了她獨特的風(fēng)格。第二，她有驚人的記憶力。譬如，她記電話號碼的能力簡直可以和電腦媲美。很多人的電話號碼只要她撥過一次便牢牢記住，可謂過腦不忘。在這方面，我的記憶力太差勁了，連弟弟、妹妹，甚至兒子的電話都記不住。然而很多電話，哪怕十分疏遠，只通過一兩次的很久遠的電話，她常常是應(yīng)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為，錯了一個號也是叫不通的。這一樁，家里人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想不起的電話號碼一問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為吃驚，認為這完全是一種“特異功能”。這種記憶力是她能大量寫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無論是記人、記事、談藝、論藝都是她大半生記憶的結(jié)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時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時間在她工作的中國評劇院，由于鄰近全國政協(xié)所在地，所以極其偶然地在兩個單位臨時組織起一個老弱病人的勞改隊，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鳳霞，其他成員則大都是所謂“戰(zhàn)犯”的老先生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遜清的傀儡皇帝溥儀。事情已經(jīng)過去約20年了，但鳳霞寫的關(guān)于與溥儀在這段短短的幾個月里共同勞動中發(fā)生的一些逸聞趣事竟達60余篇，已經(jīng)單獨編輯成《我和皇帝溥儀》一書出版。這一切都是她記憶力過人的表現(xiàn)，是她的寫作大量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當(dāng)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奮，幾乎每天在凌晨6時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寫作起來。寫得這么多，即是這種持之以恒的寫作習(xí)慣所致，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記憶的寶庫似乎永不衰竭。

#序（2）

相形之下，我這個健康人的記憶力便與她相差太遠了，過去的事大都忘卻，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過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過幾個月再見時，卻只覺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經(jīng)常叫不出名字來，別人跑過來熱烈握手，歡然道故，我卻常是張口結(jié)舌，在苦苦思索著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來，有幾個雜志，幾個出版社向我約稿，要我寫自己的回憶錄；確實我也覺得該寫，然而怎么寫呢？往事一片模糊，從何寫起？

誰都知道，鳳霞一生的道路，崎嶇坎坷，一言難盡。小時貧苦，為生活掙扎，為學(xué)藝奮斗，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趕上新時代，天日重新，本應(yīng)前途似錦，卻是大難臨頭，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謬、殘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卻由于我，帶來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做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當(dāng)時聽從“領(lǐng)導(dǎo)”的指示和我“劃清界限”，甩掉我這個“包袱”，她仍將十分幸福，順水行舟，如沐春風(fēng)。但她卻偏偏不這樣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災(zāi)難，弄到被趕下舞臺，重病致殘而堅持到底，終生不悔。

半生匆匆過去了。昔日舞臺上的輝煌已化為輕煙消逝，而鳳霞的回憶錄卻似永無止境地仍在一篇篇地寫出來。她半身不遂，行動很不方便，我們自從把50年代自費購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給國家之后，一直住在城東的四層樓上，偶爾應(yīng)邀出門做客或看戲開會之時，常是由兒子或是年輕朋友來背她上樓下樓；當(dāng)然天暖時她自己扶著欄桿或是拄著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艱難上下，我看著這種情景總是感覺無限歉疚。總想到她年輕時行走如風(fēng)，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時，我這堂堂男子漢卻背不動她了。但我卻是不甘心的，總想試一背之，卻又總被她厲聲喝退，看來這亦將是終身遺憾了。

晨起聽北京新聞廣播，介紹曾經(jīng)默默無聲地編過一千幾百種書的資深老編輯常君實先生的事跡，譽之為中國的脊梁。我非常高興鳳霞這本新書的編輯又是常君實先生，因為她的頭兩本書亦都是君實先生編輯的。這次又不辭辛苦地來編鳳霞這本書，可以想象，編她的書十分吃力，起碼要改多少錯別字??！這一回又是君實兄要我寫篇序，給我一個機會說說鳳霞的情況，也說說自己的歉悵。歉悵亦就是“欠賬”吧？鳳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誰害的我我可說不上來——而患難余生我竟連一背之勞亦無能盡力，真是好不慚愧！

鳳霞的勤奮和記憶力都還在興旺之狀，看來她的文章還要無盡無休地寫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