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結局看上去像是本糊涂賬，等于各打幾十大板，一打了之，其實康熙一點不糊涂。先看噶禮此人，雖有才能，但為官貪酷，早在四五年前便有御史疏參。康熙不但未作任何處理，還以噶禮辯解之詞為據(jù)將御史褫革，顯系庇護。噶禮再升兩江總督后，爆發(fā)本案，也僅僅將噶禮革職了事，并未深究；而噶禮劾張伯行各項，俱系從前舊案，也只是降級留任。對兩人的互參丑聞都算網(wǎng)開一面。對其他涉案官員就沒這么寬容了，除病故自殺者外，其余斬的斬、革的革，一個也沒放過。

沸沸揚揚的科場案就這么結束了，而案情本身不過是一段賣官鬻爵的“前奏”，只是為了各自利益。“上道兒”官員越來越多，受賄、失察、包庇、推諉、陷害……一波三折，牽連案件辦案難度遠遠超越了主案。而事實上“滅”掉噶禮的真正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噶禮在政治上站錯了隊——黨附廢太子胤礽，太子既廢，擁戴者的表演也就必須叫停了。說得更直白一點，寬容噶禮等于丟棄垃圾——雖然已經(jīng)沒用了，但總算曾經(jīng)為我所用，所以毀棄不如丟棄；薄懲留下張伯行，不僅因其“萬人聚集江岸護送”的公信力與眾怒難犯，更多的是借其清廉與作為，用來驗證并成全自己的英明。

獨裁縱容腐敗，不獨裁失去江山。大清，永遠走不出自己畫定的怪圈，哪怕是康熙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