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回信謝謝韋蓮司，說她的信字字珠璣。冷靜確實是只有透過行動才能進入的境界；他回想起來，連他自己在寫那一封公開信的時候，都不夠冷靜呢！胡適承認他只顧要求大家冷靜，卻完全沒有去表揚這種群情憤慨所反映出來的正面精神。他說他會按照韋蓮司的建議，去寫第二封公開信。② 根據(jù)胡適的說法，《留美學生月報》會在五月號上發(fā)表他的第二封公開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這封信并沒有被刊出。我們根據(jù)他寄給韋蓮司的副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韋蓮司的建議都寫進去了。這第二封沒有被發(fā)表的公開信標題為：《何謂愛國理性？：再致留美同學》（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適開宗明義地就強調(diào)批評他的人完全誤解了他的立場，那就是：克盡己責，以振興邦國，即使我們是必須讓它從死里復生。他解釋自己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所激起的民氣，是坦蕩（noble）、健康的，但必須運用智慧，把這股民氣導向有用、具有建設性的方向?？偠灾?，胡適呼吁大家不要徒然于涕泗橫流，而應該化悲憤為力量，個個期許做為中國的費希特（Fichte）、馬志尼（Mazzini）、加富爾（Cavour）、格拉司東（Gladstone）、珍·亞當絲（Jane Addams）、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 ）或愛迪生（Thomas Edison）。③ 

胡適要求留學生專心求學的忠告，和他日后回國，給從事愛國運動的學生所做的勸告是立場一致的。但這并不表示胡適斷然反對一切抵抗的行為。他所反對的是武力。比如說，他贊成東京以及國內(nèi)朋友來信，提倡抵制日貨的運動：“此行亦可喜。抵制日貨，乃最適宜之抗拒。吾所謂道義的抗拒之一種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斯乎？”④無論如何，留學時期是胡適信奉極端和平主義的最后階段。在此以前，他已經(jīng)從世界大同的理想，進到不抵抗主義，然后再修正為“道義的抵抗”。1915 年秋天，胡適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跟杜威學哲學。在這一年當中，在杜威的影響之下，他的思想從“道義的抵抗”最后終于轉(zhuǎn)折成為國際仲裁主義。

①　Williams to Hu, March 25, 1915. 

②　Hu to Williams, March 28, 1915. 

③　Hu to Williams, April 26, 1915, Enclosure. 

④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第三冊，622 頁

如果我要詳細地敘述胡適的國際仲裁理想，以及它對胡適一生的政治哲學的影響，會溢出這個故事太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我的《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 》。①扼要地說，胡適在一篇得頭獎的論文里發(fā)揮了他國際仲裁的理想。這篇論文名為：《國際關系非武力不可嗎？》（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這是他參加“美國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在1916 年的征文比賽所寫。在這篇論文里，胡適引用杜威的說法，闡述解決國際糾紛之道，是統(tǒng)合各國的力量，用最經(jīng)濟、最有效的方法，來把阻力或沖突減到最低。這個理念的具體實現(xiàn)，就是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它不但可以被用來仲裁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執(zhí)行國際制裁，而且還能被援用來培養(yǎng)超越國界的世界公民的理念。胡適這個用國際組織來處理國際關系的理念，是他后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觀念。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理性、法治、與井然有序來作為衡量個人與國家行為的準則。換句話說，一個國家或個人的行為是否得體，端視其是否合乎理性與法治。除了杜威以外，這篇得獎論文的功臣是韋蓮司。胡適在得獎后致信韋蓮司，說這篇文章里的許多觀點，“是妳我所共同持有的。坦白講，我根本說不清有多少是因妳而得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