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大清統治者和外國入侵者的關系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北京條約》的簽訂使大清統治者看到，外國人并不是要推翻他們，真正的威脅是來自國內“太平天國”的挑戰(zhàn)。并且，外國人積極“助剿”的態(tài)度，使大清統治者對外國人產生了好感和幻想。

洋務運動的另一個重要推行者是左宗棠，他是湘系洋務派的首領，在洋務運動的“自強”和“求富”階段，辦了一些軍用、民用工業(yè)，編練了新式海陸軍，遺憾的是，洋務運動剛進入中期，他也在1885年死去。

所以這樣算來，在洋務派的漢族大臣中，只有李鴻章始終參加和主持這個運動。他從“借師助剿”，購買外洋槍炮，揭開洋務運動的序幕，到1894—1895年中日戰(zhàn)爭，北洋海軍覆滅宣告洋務運動破產，完全參與了，甚至可以說是主導了整個洋務運動的興起、發(fā)展、衰落過程。從數量上來看，他辦的洋務最多，為時也最久。

李鴻章大辦洋務的藍圖，主要包括“自強”和“求富”兩大方面。其中“自強”是洋務運動第一階段，從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所謂“自強”，就是強化清朝統治的力量，而強化統治力量的中心是強化軍事力量，當然里面有他不少私心，主要是壯大自己的淮軍。

具體到“自強”的步驟，李鴻章一開始采取購買洋槍洋炮方式，后來他看到單靠購買不行，就在上海開始設廠自行制造，逐漸展開了“自強”的核心內容：以舉辦軍事工業(yè)為中心。在這一階段，由于李鴻章控制了主要的軍工生產，他成為“自強”運動的主導者。

為什么李鴻章在這場“中興救清”的洋務運動中能成為急先鋒、旗手和標桿？這和李鴻章自己不拘于成法、重實用的性格有關，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崗位塑造眼界”，李鴻章在上海“華洋會剿”期間，長時間和西方軍隊在一起作戰(zhàn)，親眼見識了他們武器的威力，并把這些武器拿來使用，對用“夷器”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有著深刻的實踐體會。在平定叛亂后，他認為中國的兵力平定內亂有余，抵御侵略不足，所以一直把強軍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除此之外，李鴻章主導的“自強”運動能夠成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洋務思想沒有碰觸到大清國的政治底線。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是盡善盡美的，只是軍隊的武器裝備不如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