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傅斯年在“五四運動”特別是學生游行示威中的具體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都對其諱莫如深,沒有明確提及,雖在1944年,也就是“五四運動”二十五周年的時候,他寫過一篇回憶性文章,但對此細節(jié)仍未觸及。這頂“總指揮”的紙糊高帽,當是后生們強行給他戴了上去,以示崇拜景仰之情。從“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張國燾、許德珩、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領(lǐng)袖的回憶看,關(guān)于傅任“總指揮”的問題尚有探討的空間。據(jù)這股大潮中另一位興風作浪的學生領(lǐng)袖羅家倫說:在火燒趙家樓,痛打了賣國者之后,游行的學生們在北大院內(nèi)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fā)生關(guān)系了。”[2] 另一個說法是打傅斯年者叫胡霹靂,陜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鏡搗飛,傅大怒,晃動高大身軀只一腳便把胡霹靂踢于臺下,接著又躍下臺階像武松打虎一樣,騎在胡的身上照準頭部狠狠地掄了幾個“霹靂拳”,胡當場被擊昏。后有人問傅斯年打架之招數(shù),傅說主要是靠自己的體積乘速度,如此便爆發(fā)出一股所向無敵的力量,可一舉將對方擊潰云云。
到底是姓陶的還是胡霹靂,或者什么人打了傅斯年,傅斯年打了什么人已顯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傅斯年被打后為何嘠然而止,和正如日中天,波急浪涌的偉大行動決絕,當然不是僅一個“萬念俱灰”可以簡單概括和解釋的。就當時的情形論,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復雜的考慮或顧慮,只是這許多的想法在剎那間突然爆發(fā)而已。許多年后,曾做過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回憶說:“我認識孟真遠在1919年,他是五四運動領(lǐng)袖之一,當時有人要毀掉他,造了一個謠言,說他受某煙草公司的津貼。某煙草公司,有日本股份,當時全國反日,所以奸人造這個謠言。我在上海看見報上載這個消息,我就寫信去安慰他。”[3]蔣夢麟之說假如是事實,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與當天傅被打了一拳后立即下臺并放棄繼續(xù)參加運動無關(guān),更與他是否是總指揮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