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新華社要面向亞非拉，要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道組，在全國找會西班牙語的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市委就說我們搞外文的就譯文出版社，又說譯文出版社有個王永年懂西班牙語。結(jié)果沒跟我本人見面，就把我關(guān)系都轉(zhuǎn)到北京去了。那是（19）58年以后，“全國一盤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領(lǐng)導(dǎo)一句話，我就到北京來了。那時候都沒有講條件的，先我個人來，家里人不能跟過來。來了之后，就倒霉了，趕上三年自然災(zāi)害，吃都吃不飽，我的糧票還要往家里寄，一年有六斤油，每年春節(jié)探親的時候，就扛回家去了。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過來。

在新華社的時候，我們每天上夜班，從（晚上）六七點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很正常的，有的時候還要上到第二天（早上）8點鐘，接班的來了，我們才下班，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很苦的。因為那時候，每天《人民日報》的社論要發(fā)，《解放軍報》的社論要發(fā)，《人民日報》有時一天兩個社論，一個大社論，一個小社論，都要拼命把它發(fā)出去，不發(fā)出去就是政治錯誤。

我們每天要翻譯連同譯審的稿子加起來至少六萬字，算得少一點，一年也有三百萬字吧。那時候工作忙不過來，我們也請外面的一些人來幫忙，他們覺得我們新華社的人特別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報》的社論是一萬字，稿子放在這塊，嘎嘎嘎嘎一會兒就出來了。新華社出來的人是能做同聲傳譯的，人家一說，外文就出來了。“文革”期間，新華社對亞非拉的工作也沒有停止，我基本上沒有上山下鄉(xiāng)，也沒有去勞動。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錯。比方說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來，喲！我那個字可能翻錯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辦公室，拿出稿子來看，哦，沒錯，再放心地回去睡覺。那時候都是軍代表坐鎮(zhèn)，辦公室有好多組，他就坐在這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