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學時本來想學醫(yī)，那時德文醫(yī)學院，也就是同濟醫(yī)學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就學了德語。英文是非學不可的，抗戰(zhàn)時期日文也一定要學，此外，抗戰(zhàn)期間對前途沒什么希望，蘇聯(lián)是革命的啟明星，我就用業(yè)余時間又去學了俄語。俄語是到白俄的家里學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還在學俄語。所以我中學的時候就學了四種外語了。

解放后沒多久就抗美援朝了，那以后英語就不吃香了。會英語非但不是一種資產反而變成一種負債了，尤其聽說你是圣約翰出來的，資產階級學校，美帝國主義教育的，對自己沒好處。找工作的時候，英語用不著了，日本投降了，日文更用不著了。最后我就靠俄語找了工作，到云南一個學校里教俄語，非但學生喜歡上我的課，好多工作人員也來聽我的課。

又過不久，反蘇修了，中蘇關系不好了，俄文也不靈了。我就自學了西班牙語，這時候全國懂西班牙語的也不多，大學里有西班牙語系，但畢業(yè)生還沒有出來。

50年代初，我在云南工作了幾年，后來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要我回去。我就離開了云南，當時算是自動離職，工齡不能延續(xù)?；氐缴虾：螅磺袕念^做起。當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招考外文編輯，我就去了，雖然是400人報名，但初選后只有40人來考，最后取一個人。當時也不覺得有競爭，我是圣約翰出來的人，考外文不在話下。

我讀外文書很多很多，我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做編輯的時候，人家投來的稿，我們都要對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文章都是長篇大論的。比如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天才》，一看就是幾個月，整天都在看外文作品。

那時我在上海條件很好，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慶齡故居的對面。上班在上海市華東局，康平路的地方，我辦公室的房子在榮毅仁公館的隔壁，他在81號，我在83號，房子的材料、建筑時間都差不多的，很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