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村鎮(zhèn)是個較大的市鎮(zhèn)，距離臨汾城西約十五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駐扎在五同豐大院、徐家大院和三官廟三處較大的民宅里。

學兵隊從城里遷來后，進駐徐家大院，課堂設在一所祠堂里。

八路軍學兵隊是一個短期訓練抗日青年軍事干部的學校，列入軍事編制。學兵隊初建時設有兩個男生隊、一個女生隊。后因要求入學的人員不斷增多，又增加了一個男生隊，學員達到六百多人，都是大中學生。

桂英一到學兵隊，她便像其他革命青年那樣，不僅剪掉了長發(fā)，穿上灰色的棉服軍裝，還改了名字。當時改換名字是一股風潮，一是為了保護家人，二是為了彰顯投身革命的決心。王桂英更名為王于畊。“于”是王家這一代男孩子排行的一個字。把桂英這個女性的名字改成男孩子的名字，表明她決心像男人那樣為國征戰(zhàn)，替二哥實現(xiàn)那個紅色的理想，兌現(xiàn)“哥哥死了，還有弟弟”的諾言。在學兵隊，王于畊第一次系統(tǒng)學習了時事政治和軍事理論，這為她此后數(shù)十年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學兵隊的大隊長、副大隊長分別由兩位老紅軍何以祥和謝忠良擔任，八路軍辦事處宣傳股長李伯釗兼任王于畊所在的女生隊隊長。學兵隊百分之六十的課程是軍事課，其中又以游擊戰(zhàn)術課程為重中之重，其余為政治課。何以祥大隊長主講瞄準射擊與攻防戰(zhàn)術，謝忠良副大隊長主講隊列教練，陳克寒主講社會發(fā)展簡史和哲學，李伯釗主講群眾工作。中共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化名陶教官，為大家講《當前形勢和任務》。彭雪楓當時除主持學兵隊的日常訓練和教學事務外，還為學兵隊主講《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和技術》。此外，王于畊和其他學員們還聆聽過賀龍、楊尚昆、張震、李公樸等人的專題報告和演講。

學兵隊是一所完全按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模式管理的學校。 1937年 12月中旬，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情報視察員埃文斯 ·福代斯 ·卡爾遜在彭雪楓陪同下，參觀了學兵隊的教室和生活區(qū)。他后來在自己的專著《中國的雙星》中寫道：“學生們坐在隨身攜帶的凳子上，課本是油印的小冊子。教學以美國大學里用的啟發(fā)式進行，學生記大量的筆記……被子整齊地疊在每個學生的鋪位前頭。野戰(zhàn)的裝備整齊地掛在臨墻的釘子上，連牙刷和毛巾都有固定的位置。在外觀上任何西方軍隊的生活區(qū)也不比這里更軍事化。 ”

學兵隊學員們除了緊張的政治、軍事學習課目和正規(guī)操練以外，文化娛樂生活也很豐富多彩。學員們自編自演小劇目，自辦墻報，引吭高歌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 11月底，音樂家賀綠汀帶著他的演劇隊來學兵隊臨汾駐地慰問，受到學員們熱烈歡迎。受八路軍敵后頑強抗戰(zhàn)和愛國青年高亢士氣的影響，賀綠汀在八路軍學兵隊的炕頭上創(chuàng)作了《游擊隊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這首曲調(diào)歡快昂揚的戰(zhàn)地之歌一經(jīng)問世，立即被廣為傳唱，至今仍保持著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

個子不高、身材瘦小的王于畊，把頭發(fā)剪得短短的，更像一個男孩子。加之她性格豪爽，愛說愛笑，是女生隊中的活躍分子。來自東北的流亡學生紀白薇，比王于畊小一歲，心直口快，樂于助人，也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兩人相識后，很快結(jié)為好友。用王于畊自己的話說，她與紀白薇的友誼是“我們親如同胞，曾在一個母親懷里哺過乳”。

還有一位來自鎮(zhèn)江的南方姑娘楊瑞年，也成為王于畊的知己。楊瑞年生于 1916年，比王于畊年長五歲，長著一對甜酒窩，美麗活潑，落落大方。她入伍早，不僅見多識廣，而且待人親切熱情，從來不扭捏作態(tài)，王于畊很樂意與她接近，甚至有點崇拜她。王于畊來學兵隊后第一次出早操，就見識到了這位學兵大姐的與眾不同。她當時穿著一身陰丹士林布的鮮藍色自制軍衣，一條威風的馬褲，頭戴一頂褐色的航空皮帽，一身英氣，在一群身著灰棉軍裝的女兵隊列中格外搶眼。收操后，王于畊迎著晨光向她走去，她也剛好向王于畊走來。她很漂亮，不但身材好，臉色也是那種嬌艷的桃紅。她抓住王于畊的手，笑呵呵地發(fā)出了一連串問話：“剛來嗎？ ”“從哪里來？ ”“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她說話很快，一點也不生分，像姐姐對待妹妹那樣，摟著王于畊邊說邊走回到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