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作為蔣的親信，陳誠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何等角色，值得回顧和探討。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張學良的東北軍流落關內，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先后被蔣介石調到湖北、陜西圍剿紅軍，吃了幾次敗仗，損失慘重。時適華北事變，官軍抗日熱情高漲。而張學良屢次向蔣介石苦諫，要求抗日，蔣均不允。在西北軍楊虎城的支持下，他最后決定實行“兵諫”，發(fā)動了驚動全國的西安事變。

在這次事變中，陳誠“有幸”與蔣介石共患難。

陳誠對張學良是有門戶之見的。在陳誠看來，張完全是一個外來人，只是由于1928年的投機而獲得蔣的寵愛。他既不屬保定系，也非黃埔系。他的存在還是自己發(fā)展的障礙。

據(jù)樊崧甫說，1934年1月，張學良從國外回來（熱河丟失后，張?zhí)媸Y背黑鍋，引咎辭職出國），蔣委任他為鄂豫皖三拾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由蔣自兼。此后，調張的東北軍開赴武漢，南下“剿共”。這段時間，蔣似乎有以張為繼承人的意思，陳誠瞠乎其后，怏怏不快。1935年夏，張學良向蔣告狀，說“土木系”將領樊崧甫統(tǒng)領的四十六軍（由土木系部隊組成）進剿不力。陳誠在蔣面前反駁道：“說別人進剿不力，我相信，說樊崧甫我不相信，他歷來是最努力的。”后來，樊崧甫反告張學良，說：“張部作戰(zhàn)不力，勢將通敵，武漢腹地，不宜使之久居。”1935年秋，蔣介石調張學良赴陜甘“督剿”紅軍。①

按陳誠本人的說法，1936年9月中旬，他就接到了情報：張學良將有異動。他當即轉報蔣介石，并附上個人意見：“漢卿異動，名為抗日，實即脫離中央，走入聯(lián)共投俄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應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極力防阻之；決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動……”其時，蔣已在西安，便命陳誠飛過去，與張學良從長計議。

陳誠因綏東戰(zhàn)事——滿蒙偽匪在日軍操縱指揮下，攻擊紅格爾圖——耽擱了一些時日，由太原乘車至西安時已是12月7日。他先到臨潼華清池見過蔣介石之后，和其他軍政要員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

到達西安前幾天，陳誠已由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為軍政部常務次長，但未上任。在西安幾天，他與張學良就抗戰(zhàn)、聯(lián)共等事宜面談過幾次。陳態(tài)度強硬，堅持蔣介石“先安內后攘外”的既定方針，而張也不退讓，稱陳“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雙方未取得一致。陳誠感覺西安的空氣越來越緊張，面見蔣介石，要他離開西安，但蔣未同意，要陳誠做做東北軍高級將領的工作，但陳連東北軍的面都未能見到。

11日，陳誠患感冒，在寓所與部屬草擬剿匪方案。他雖“對于委座安全甚不放心，然終不料其倒行逆施，出以兵變方式，且不料其發(fā)動之速?！?/p>

當晚，張學良、楊虎城發(fā)動“兵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