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于隱蔽戰(zhàn)線斗爭的批示

第二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1946年了，當時胡宗南準備送我到美國留學。我在清華大學沒有畢業(yè)，如果到美國進大學，太吃虧了，當時我已經26歲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憑。我哥哥畢業(yè)于南京中央大學，我就去南京辦這個文憑。那時我們在西安有電臺，就報告了延安，也報告了周恩來。他說，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談話。當時內戰(zhàn)的氣氛比較濃了。找我聯(lián)系的人說：“到了南京以后，頭一個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時候他說：‘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來的代號。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個人來了，個兒不高，說：“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靜的地方，他說他叫童小鵬。我上了車，就到了梅園新村30號，當時是中共代表團駐地。

見到董必武，他說：“有一件事情要恩來同志跟你談，他馬上就回來。”不久，周恩來回來了。他說：6月7日，我坐馬歇爾的專機到延安，討論研究東北停戰(zhàn)。9日還是坐馬歇爾的專機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開會，沒睡覺，所以上了飛機以后，就很累了。當時因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寫在一個小本上。小本子上寫的其他事情無關緊要，就是寫的你的地點，還寫著一個“熊”字。這個小本子我就放在襯衣口袋里，以為這樣很保險了。結果呢，由于太疲勞了，在飛機上睡著了，一直到飛機降落到南京我才醒來，醒來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園新村，結果一看，本子不見了。我想一定是睡著了，襯衣口袋沒扣，掉到馬歇爾專機上了。過了一會兒，馬歇爾派他的副官，給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當面交給我，里面就是這個小本子。他們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內容他會知道的。現(xiàn)在的問題是，他會不會告訴蔣介石。如果告訴蔣介石，“軍統(tǒng)”或者“中統(tǒng)”馬上就會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復商量，馬歇爾也可能不告訴蔣介石。因為如果告訴了，抓了你，他這個調處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從最壞處做打算，你還是做這個準備，離開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經告訴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兩個星期，你也向西安問問情況，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動靜，在南京有什么動靜，就通知你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蘇北。如果沒有事，你還照樣回西安。

兩個星期以后沒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飛機上丟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但是他對我講，他已經報告了中央，請求處分。這讓我確實感到非常震撼。這樣的一個領導人，這件事情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不僅向我講，而且向中央報告，請求處分。這種光明磊落，我確實從來沒見過。

這件事情我本來不想講，不想寫。后來有些同志講，這表現(xiàn)了周恩來偉大的一個側面，還是講吧，對大家有教育意義。

韓素音是周總理的外事秘書龔澎的同學，從1956年開始，經龔澎介紹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國來一次，有時候來兩次。她是個作家，社會關系很廣泛，可以向外國介紹新中國。1966年，她來中國參加亞洲作家會議，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起來。1967年她要求到中國來，當時的電報都送給“文革小組”了，康生看到了，說韓素音這個人要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