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化生產
張之洞：“民間競用洋鐵，而土鐵遂至滯銷”/鐵礦石在美國是怎樣變成鋼軌的？/山西鳳臺縣的冶鐵作坊/手工生產方式遇到了舶來品/中國古代冶鐵業(yè)的輝煌/洋務運動搞的是無米之炊/青溪鐵廠之謎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外不同，古今形勢截然相反。
大量金屬文物的分析和史料表明，中國古代鋼鐵冶金自成一套獨具特色的工藝體系，它大致形成于從春秋戰(zhàn)國到東漢或稍晚一點的期間，在世界上長期處于領先的地位。
18世紀工業(yè)革命以后，西方的鋼鐵工業(yè)突飛猛進，形勢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當張之洞籌建漢陽鐵廠的時候，西方的鋼鐵生產已經實現(xiàn)了大規(guī)模、連續(xù)的、自動化生產，而中國尚停留在手工作坊、小土爐的時代。
洋務運動進行了三十年，辦了許多軍工企業(yè)，卻搞的是無米之炊，作為工業(yè)體系基礎和支柱的鋼鐵工業(yè)依然是一片空白。
光緒十五年八月廿六日，還在兩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上了一道奏折要求籌辦煉鐵廠。他憂心忡忡地報告了廣東省近年來鐵貨進出口的情況：每年“洋鐵”從廉州、瓊州、佛山、廣州、汕頭進口的共約一千三四百萬斤，而出口的都是一些“粗賤之物”，而且形勢越來越不妙。數(shù)量最多的是鐵鍋，從佛山、汕頭出口，銷到新加坡、新舊金山等處，約八九萬口，還有從廉州出口到越南的約四萬余口。此外，就是鐵錘，運往澳門等地，每年約五六萬斤；鐵線早幾年銷到越南的約十余萬斤，近來因為越南的關稅太苛刻，已經停止出口了。
廣東是如此，全國又如何呢？
查光緒十二年貿易總冊所載，各省進口鐵條、鐵板、鐵片、鐵絲、生鐵、熟鐵、鋼料等類，共一百一十余萬擔，鐵針一百八十余萬密力。每一密力為一千針，合共鐵價、針價約值銀二百四十余萬兩，而中國各省之出口者，銅、鐵、錫并計，只一萬四千六百數(shù)十擔，約值銀一十一萬八千余兩，不及進口二十分之一。至十三年貿易總冊，洋鐵、洋針進口值銀至二百八十余萬兩，而此兩年竟無出口之鐵，則是土鐵之行銷日少；再過數(shù)年，其情形豈可復問？
形勢之嚴峻、心情之沉重，溢于言表。
決定市場銷售情況的是產品的質量和價格，這一點，張之洞也看得很清楚：
查洋鐵暢銷之故，因其向用機器，鍛煉精良，工省價廉?！叭敉凌F則工本既重，熔煉欠精，生鐵價值雖輕，一經煉為熟鐵，反形昂貴，是以民間競用洋鐵，而土鐵遂至滯銷?！?《籌設煉鐵廠折》)
光緒十五年，洋務運動進行了三十年之后，中國的農業(yè)和輕工業(yè)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固然不可以道里計，而作為重工業(yè)的基礎和整個工業(yè)的支柱的鋼鐵工業(yè)差距則更為巨大，不啻是天壤之別。
1770年在英國開始的工業(yè)革命，最先發(fā)展的是棉紡織業(yè)。新的紡織機和蒸汽機的大量使用，需要大量增加鋼鐵和煤的供應，促進了采礦和冶金工業(yè)的一系列改進：早先熔煉鐵礦石是使用樹木燒制成的木炭，森林的大量消耗迫使人們去尋求新的能源。1709年，亞伯拉罕·達比發(fā)現(xiàn)煤可以變成焦炭，不僅和木炭一樣有效，而且價格還便宜得多。后來，達比的兒子研制了一個由水車驅動的巨大風箱，進而制成了第一臺由機械操縱的鼓風爐，大大降低了鐵的成本。1760年，約翰·斯米頓用一個金屬汽缸中裝有四個活塞的泵，代替了達比用皮革和木頭做的風箱。1784年，亨利·科特發(fā)明了“攪煉”法，把熔融的生鐵放在反射爐里，通過攪拌，使環(huán)流其中的氧除去碳和雜質，生產出比生鐵更有韌性的熟鐵。1856年8月4日，貝色麥在英國協(xié)會宣讀了一篇論文：《不用燃料生產可鍛鐵和鋼》，發(fā)明了把冷空氣吹進熔融的鐵水生產低碳鋼的方法，這種轉爐煉鋼法相比攪拌法大為提高了煉鋼的速度，又適宜大規(guī)模生產，質量既穩(wěn)定，價格也更便宜。經過工業(yè)革命以后90年的發(fā)展，到1860年清政府開始洋務運動的時候，英國的鐵產量已經達到了380萬噸；而到1890年張之洞開始動工建設漢陽鐵廠的時候，英國的鐵產量已經躍升到800萬噸、鋼產量達到530萬噸。與此同時，美國的鐵產量超過英國，達到1 010萬噸，鋼產量則緊隨其后，達到470萬噸；德國的鐵產量和鋼產量也分別達到470萬噸和320萬噸。
美國鋼鐵工業(yè)突飛猛進，得力于使用先進的機械設備進行大規(guī)模的連續(xù)的自動化生產。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理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曾經這樣描述了工業(yè)革命第二階段的美國鐵礦石是怎樣變成鋼軌的：
鋼鐵工業(yè)在一個巨大的地區(qū)范圍里發(fā)展了這種……連續(xù)生產……。鐵礦石來源于梅薩比嶺。蒸汽鏟把鐵礦石舀進火車車廂；車廂被拖運到德盧比或蘇比利爾，然后進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碼頭，當車廂的底部向外翻轉時，車廂內的鐵礦石便卸入凹地；滑運道使鐵礦石從凹地進入運礦船的貨艙。在伊利湖港，這礦船由自動裝置卸貨，礦石又被裝入火車車廂；在匹茲堡，這些車廂由自動兩卸車卸貨，傾卸車把車廂轉到自己的邊上，使礦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車把焦炭、石灰石和這些箱子里的礦石一起運至高爐頂部，將它們倒入爐內。于是，高爐開始生產。從高爐里，鐵水包車把仍然火熱的生鐵轉移到混鐵爐，然后再轉移到平爐，就這樣，實現(xiàn)了燃料的節(jié)約。接著，平爐開始出鋼，鋼水流入巨大的鋼水包，從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車上的鑄模，一輛機車把平板車推到若干凹坑處，除去鑄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鋼錠就放在這些凹坑里保溫，直到軋制時。傳送機把鋼錠運到軋機處，自動平臺不斷地升降，在軋制設備之間來回地拋出所需的鋼軌。由此產生的鋼軌具有極好的形狀，如果有少許偏差，就會被拋棄。電動起重機、鋼水包、傳送機、自動傾卸車、卸料機和裝料機使從礦井中的鐵礦石到鋼軌的生產為一件不可思議地自動的、生氣勃勃的事情。
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一針見血地點明了這種機械化大生產的經濟意義：
從蘇比利爾湖開采兩磅礦石，并運到相距900哩的匹茲堡；開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運到匹茲堡；開采半磅石灰，運至匹茲堡；在弗吉尼亞開采少量錳礦，運至匹茲堡——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鋼，這一磅鋼，消費者只需支付一分錢。
1870年，一個名叫李德霍芬的德國人，在中國的山西省鳳臺縣(今晉城縣)所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景象。
山西是清代中國北方主要的產鐵區(qū)，有記載說在道光年間，僅晉城就有生鐵爐千余座、熟鐵爐百余座，光緒時因不敵洋鐵而蕭條。李?；舴矣螝v到這里時，看到“河谷里到處都是很大的礦渣堆，大道穿行其間往往綿亙若干里，其中絕大部分是屬于久已結束的廠子的”。這里的冶鐵作坊不過是一片由山坡平整而成的平場，山坡上挖了幾個土窯洞，整個廠子建成所用的投資很少，一般只要100馬克就可以開辦。這里不是用高爐，而是以耐火土制成的坩堝煉鐵。它高約2英尺左右，直徑6英寸。一個廠大約有這樣的坩堝150來個。燒煉時，拉風箱需二至四人，一個作坊所需的工人不過是十至二十人。一般由“許多人合資來經營，并且是親自擔任勞動的主要部分”。
這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與手工作坊的巨大差別，也是先進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濟與落后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巨大差別。
直到此時，中國的冶鐵業(yè)仍然是明代和清前期手工生產方式的延續(xù)。
明代以前，冶鐵業(yè)實行官營，官府嚴格控制，不許民間私自采煉。明洪武二十八年下令罷停各處官礦，允許民間經營，采礦冶鐵業(yè)得以順利發(fā)展。清人入關后，一度對礦山封禁，而實際上民間私自開采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嚴禁出洋。雍正十年七月庚戌上諭說：
楚南所屬地方，山嶺重復，產鐵之處甚廣，采取最易。凡農民耕鑿器具與窮黎之衣食，皆借資于此。雖歷來飭禁，而刨挖難以杜絕，但廢鐵出洋，例有嚴禁?！鈦砩淅特?，每于就近設爐錘煉，運赴湖北漢口發(fā)賣，或漢口轉運兩江遞販，以至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漸?！瓌掌诿裼糜匈Y，而弊端可杜，庶公私兩有稗益。
有的書上說，清乾隆八年，鐵礦全面開放，冶鐵業(yè)由此取得合法地位。從《清實錄》中的零星記載來看，實際上似乎是時開時禁，仍由地方分別奏請批準。乾隆十一年六月乙酉戶部議準浙江巡撫常安疏稱：“云和縣向有產鐵砂坑，……但開采日久，或致藏奸，現(xiàn)飭封禁?！笔晔氯梢V總督阿里袞疏稱“湖北橫磧、漢洋二處鐵礦砂炭已盡，應即封閉”，都經乾隆皇帝同意。二十九年五月四川總督阿爾泰連續(xù)兩次上奏，分別請求開采屏山縣李村、石堰、鳳村三處鐵礦和該縣利店、茨藜、榮丁三處鐵礦，也都經乾隆批準。
清代產鐵比較集中的地區(qū)有廣東、湖南、四川、江西、陜西、山西等?。粺掍摌I(yè)比較著名的地方有安徽蕪湖、湖南邵陽、湘潭等地。當時的生產規(guī)模，四川總督阿爾泰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的奏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
宜賓縣鐵礦，試采有效，應設爐二座。每爐夫九名，每日每名可獲砂十斤，煎鐵三斤。除夏秋雨水浸硐不能開采外，春冬二季，可獲煎生鐵九千九百二十斤。
另據(jù)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丙寅，前署四川總督保寧的奏折，當時的稅收和折價是：
照十分抽二例，抽稅一千九百四十四斤，每斤變價銀二分，共銀三十八兩八錢八分。
在生產技術上，此時的冶鐵業(yè)基本處于停滯的狀態(tài)，沒有什么明顯的進步。采礦仍然是用鐵錘、鋼鑿等手工工具；冶煉的爐子，也仍然是沿用明末類似如《天工開物》中描繪的那種型制：
凡鐵爐用鹽做造，和泥砌成。其爐多傍山穴為之，或用巨木匡圍，塑造鹽泥。窮月之力，不容造次，鹽泥有罅，盡棄全功。凡鐵一爐載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從利便。扇爐風箱必用四人、六人帶拽。土化成鐵之后，從爐腰孔流出。爐孔先用泥塞。每旦晝六時，每時出鐵一陀。既出叉泥塞，鼓風再熔。
在生產組織上，許多地方，包括一些大的產鐵區(qū)，采礦還處于分散的狀態(tài)，由單個農民家庭進行。據(jù)湖南《辰溪縣志》記載，那里山多田少，無田可耕的貧民很多，他們在農忙時為人雇工，到了秋后，就靠開采鐵礦來養(yǎng)活自己，全縣這樣的人數(shù)以千計。農民挖的礦土，經過淘洗，成為礦砂，然后賣給礦販子或爐主。煉鐵生產處于季節(jié)性的狀態(tài)。辰溪的煉鐵作坊有客廠、鄉(xiāng)廠之分：鄉(xiāng)廠往往是本地的土著幾個人共同修筑一個煉爐，各家都擁有一些礦砂、木炭，輪流用這個爐子來煉鐵；各家的礦砂都不多，生產的時間也就都不長。客廠則是外來的商人一人獨資或幾人合伙，先期收購了礦砂、木炭，裝運到臨河便于開設爐墩的地方，每年秋涼后開爐，一直生產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生產出來的生鐵裝船沿河運到漢口，或由漢口轉運到江浙發(fā)賣。
廣東、山西、福建在明代就已經出現(xiàn)了采冶合一的綜合性的礦廠，實行采礦、燒炭、冶鐵甚至制鐵一條龍生產。到了清代，這種礦廠在一些地方繼續(xù)發(fā)展，嘉慶、道光年間，陜西南部山區(qū)的鐵廠多是這種綜合性的，《三省邊防備覽》引用的一首詩作了很明白的描述：
當其開采時，頗與蜀黔異。紅山鑿礦石，塊磊小坡巋。黑山儲薪炭，縱橫排雁翅。洪爐兩三丈，杰然立屃赑。風箱推連宵，燭天紅光熾。高匠看火色，渣傾液流地。生板堆如屋，范模成農器?！粡S指屢千，人皆不耕食，蚩蚩無業(yè)氓，力作飽朝糦。
詩人告訴我們，這里的生產方式與四川、貴州不一樣，包括了紅山開礦、黑山燒炭、鑄造農具等各個環(huán)節(jié)；它是用兩三丈高的煉鐵爐日夜不停地生產；已經出現(xiàn)了脫離農業(yè)生產以從事冶煉為生的工人，有的還是生產經驗比較豐富的“高匠”。這種綜合性的爐廠，總體上是常年開工生產的，已經不再是季節(jié)性的了。實際上，除了看爐煉鐵的技術工人外，還有更多的人從事挖礦、燒炭和運輸?shù)?。保證一個爐座的正常生產，通常需要一二百人，如果幾個爐子同時開工，合計人數(shù)就可能要上千了。其中，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流動的；在勞動報酬上，有的是計件，有的是計時。從資金上看，有的投資高達萬元，大多是獨資經營，投資者都是資本雄厚的商人。這類大規(guī)模的手工工場和雇傭勞動的出現(xiàn)，說明了當時的冶鐵業(yè)在生產規(guī)模、產量、內部關系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是資本主義的萌芽。
這種生長緩慢的資本主義萌芽，在被西方的炮艦轟開了國門后，遭到了長驅直入的舶來品的無情摧殘。據(jù)《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記載，從1867年至1894年，進口鐵從113 441擔增加到1 185 411擔，增加了10倍。它的價格低廉，“平均每擔二兩五錢”，“洋鐵成本比土鐵低一半”。它不僅便宜，而且質量純正，形式大小合適，便于加工，用起來省時省力，用它制造鐵器的成本要低得多。貴且費工的土鐵，一旦在市場上遇到了賤而省工的洋鐵，競爭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手工生產的煉鐵作坊就難以逃脫倒閉的命運了。山西、湖南、廣東等一些著名的冶鐵地區(qū)紛紛遭到重創(chuàng)。從前山西鐵暢銷于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此時只剩下北方少數(shù)市場；山東省歷來使用山西澤州的鐵，到了1869年幾乎全部被洋鐵所代替。廣東佛山鎮(zhèn)的鐵磚行，“前有十數(shù)家，今則洋鐵輸入，遂無業(yè)此者矣！”湖南的土鐵，過去江浙各省都仰賴它供應，自洋鐵闖入后，“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為洋人所占”，“以致內地鐵商十散其九”?！笆徍摓榕f日馳名產物，咸豐后尚存14家，均極豐厚。自洋鐵入口，漸就消滅。”
與晚清時冶鐵業(yè)處于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古代冶鐵技術曾經光芒萬丈的輝煌歷史。
從考古發(fā)掘的成果來看，我國勞動人民早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商代，就開始認識了鐵。1972年河北藁城縣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的一件銅鉞，上面鑲有鐵刃，經科學鑒定，證明鐵刃是用從宇宙天體中墜地的鐵質隕石鍛成，然后嵌鑲到銅鉞中去的。
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人工冶煉的鐵器，有江蘇六合程橋出土的鐵條和鐵丸。經鑒定，鐵條是由塊煉鐵鍛成，鐵丸是白口生鐵鑄造的。這兩件春秋晚期的遺物表明，我國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掌握了冶鐵技術。從冶金史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生鐵與塊煉鐵的同時出現(xiàn)，而國外從塊煉鐵到生鐵器物的應用，其間經歷了兩千多年。歐洲一直到14世紀才成功地煉出了生鐵，比我國晚了一千九百多年。
我國古代煉鐵爐型經歷了由小到大、又由大適當變小的辯證發(fā)展過程。我國用煤作冶金燃料大體始于魏晉時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六引《釋氏西域記》，是我國用煤煉鐵最早的明確記載：
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見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十六國之用。
焦炭在古代稱為“礁”、“熟炭”等，至少在明代已用作冶金燃料，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中有煉焦和用焦煉鐵的記載：
煤則多處產之，臭者燒熔而閉之成石，再鑿而入爐曰礁，可五日不絕火，煎礦煮石，殊為省力。
歐洲最早用煤煉鐵是在18世紀，隨后才開始煉焦和使用焦炭煉鐵。我國是最早用煤和焦炭的國家之一，用煤和焦炭煉鐵也早于歐洲。
在鼓風技術上，元代王楨在《農書》中記載了木風箱的應用，比歐洲早500—600年；明代末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的活塞式鼓風器比歐洲早100多年。
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生產鋼的國家之一。文物和文獻都提供了大量證據(jù)，證明我國春秋晚期已開始掌握煉鋼技術，到戰(zhàn)國時期廣泛應用于制造兵器和工具。最原始的煉鋼法是用塊煉鐵為原料，在炭火中加熱滲碳而成。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我國又先后創(chuàng)造了多種煉鋼工藝，其中，百煉鋼萌芽于西漢中期，東漢早期得到發(fā)展；炒鋼可能產生于兩漢之際；鑄鐵脫碳鋼至遲在西漢開始發(fā)展，漢魏間已經相當廣泛應用；灌鋼則在南北朝時開始有明確的記載。
大量金屬文物的分析和史料表明，中國古代鋼鐵冶金自成一套獨具特色的工藝體系，它大致形成于從春秋戰(zhàn)國到東漢或稍晚一點的期間，在世界上長期處于領先的地位。只是到了18世紀工業(yè)革命以后，西方的鋼鐵工業(yè)突飛猛進，形勢才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我國生鐵發(fā)明早、應用廣，是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優(yōu)點。生鐵不僅可以用于煉鋼，而且可以直接鑄造機器，廣泛應用于各個行業(yè)。在現(xiàn)代機器制造業(yè)中，使用的金屬若按重量計算，生鐵鑄件在農業(yè)機械中占40%~60%，在汽車、拖拉機部件中約占50%~70%，在機床部件中約占60%~90%，這些數(shù)字充分說明了生鐵應用的廣泛和重要。然而，在中國古代，給冶鐵業(yè)提供的歷史舞臺，卻是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結構，賦予它的歷史使命是為農業(yè)生產和手工業(yè)服務，除了制作兵器外，主要用途是鑄造農具和手工工具，如鋤頭、鐮刀、犁、斧頭、鋸子、鏟，等等。同時我們還發(fā)現(xiàn)，處于同樣歷史背景下的中國古代機械，動力機械如風車、水排、翻車等，工作機械如紡車、織布機等，只是適應家庭或手工作坊的需要，長期停留在以木質為主的手工制作階段，因而冶鐵業(yè)與機械制造不能結合起來、互相推動，現(xiàn)代機器制造業(yè)遲遲得不到發(fā)展，既限制了生鐵的廣泛應用，冶鐵業(yè)的發(fā)展也失去了動力。
中國古代冶鐵業(yè)服務于封建社會的需要，受到封建社會結構的制約，而西方鋼鐵工業(yè)的興起是與歐洲資本主義的成長相伴隨的，資本主義為冶金科技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研究、觀察、實驗的物質條件，也為它的應用提供了無比廣闊的天地；中國古代科技具有極強的實用性，表現(xiàn)為直接滿足封建王朝的需要，而近代歐洲科學領域繼承了希臘數(shù)學遺產，使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在一個無限廣闊的數(shù)學空間中進行，近代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密切結合，相互加速，科學與技術相互促進；明清帝王們?yōu)榱司S護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實行嚴密的控制，扼殺思想自由，而西方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民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科學研究自由，解放了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力，為科學的發(fā)展掃清了障礙。作為工業(yè)革命的主要成果，西方鋼鐵工業(yè)的先進，本質上是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先進；中國冶鐵業(yè)從領先于世界到衰落，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發(fā)展的長期停滯。在生產方式落后的歷史條件下，即使有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難以得到普遍的應用，難以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從曾國藩、左宗棠到李鴻章，搞了30年的洋務，造了30年的槍炮船艦，一直到光緒十五年，都還是搞的無米之炊。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軍工企業(yè)建立起來了，軍事工業(yè)賴以生存的基礎——現(xiàn)代鋼鐵工業(yè)卻還是一片空白。這種窘境，江南制造局的總辦劉麒祥在光緒十六年九月要求“購機器試煉鋼料”的報告中說得很明白：
惟造炮所需之鋼料、鋼彈，造槍所需之鋼管，必須購自外洋，其價值運費已不合算，且平時購運往來雖尚稱便，誠恐一旦海上有事，海程梗阻，則輪船不能抵埠，而內地又無處采買，勢必停工待料，貽誤軍需，關系實非淺鮮。
這個道理，精明如李鴻章者，當然不會不知道。他早就極其精辟地強調了：“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痹缭谕文觊g，他就在磁州籌辦煤鐵礦，無奈反復派人勘察，都認為礦產不旺，又離河太遠，運輸不便，不得不半途中止。光緒初年，他又派了盛宣懷到湖北創(chuàng)辦了開采煤鐵總局，忙碌了兩三年，也沒有一個結果。這一時期還派了唐廷樞去灤州開平鎮(zhèn)查勘煤鐵，帶回礦樣送到英國化驗后，于光緒三年決定招商集股開采，后來據(jù)李鴻章說是“招股驟難足額，熔鐵爐廠成本過巨，非精于鐵工者，不能位置合宜，遂先專力煤礦，采煤既有成效，則煉鐵可續(xù)籌也”。這個煤礦便是大名鼎鼎的開平煤礦，而開平的鐵礦開采卻再也沒有下文。稍后的江蘇利國驛礦開始籌劃于1882年，也是宣稱同時開發(fā)煤鐵兩礦，后受中法戰(zhàn)爭和上海金融風潮影響股金繳納不足。由于鋼鐵工業(yè)建設周期比采煤更長，設備、技術要求更高，資金投入量更大，利國驛礦務局作出了與開平煤礦同樣的選擇：先行開發(fā)煤礦，暫停鐵礦。實際結果是煤礦長期經營不善，更顧不上鐵礦了。
光緒六年十二月李鴻章為爭取興辦鐵路呈報了《妥議鐵路事宜折》，文章的最后他特地加上一筆：
中國既造鐵路，必須自開煤鐵，庶免厚費漏于外洋。山西澤潞一帶，煤鐵礦產甚富，苦無殷商以巨本經理。若鐵路既有開辦之資，可于此中騰出十分之一，仿用機器洋法開采煤鐵。即以所得專供鐵路之用，是礦務因鐵路而益旺，鐵路因礦務而益修。二者又相濟為功矣。
道理是說得不錯的，但也只是說說而已，真有人要辦，他的調子就變了。光緒九年秋天，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有意于開礦煉鐵，向李鴻章請教。李鴻章于九月十二日回信道：
另詢鐵礦一節(jié)，晉礦甲于天下，惟土法不精，遠道多阻，是以遠商裹足。前商局議用機器，開鐵路，即如尊旨，由平定至小范四百余里，鑿山架橋，連開礦工本，計需千萬以外。華商斷無此財力，若借洋債,更駭聽聞。近因法越事久不定，謠惑甚多，滬粵市面大壞，殷商歇業(yè)，集股無資。唐景星今春往西洋采探礦務、商務，約歲杪乃回。俟與籌商，或令開平礦師就近赴晉勘視，稟請示遵。鑄鐵機器鍋爐均極笨重，似不得過四天門，至熔煉成鋼，陸運出境尚可將就，但恐先不能仿洋法烹煉耳。敢貢所知，以備決擇。
在這里，他首先考慮的是資金問題，中國商人沒有這樣雄厚的資本，集股也有困難。信中只談到商辦，未涉及官辦，顯然是認為無論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都拿不出這樣大的一筆錢來。其次是交通運輸問題，龐大沉重的冶煉設備無法通過崎嶇不平的山路。也就是說，在李鴻章看來，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采用機器煉鐵的條件。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后來在張之洞創(chuàng)辦漢陽鐵廠的過程中，李鴻章一再當面給張潑冷水，背地里準備看張的笑話。
在中國近代，第一個創(chuàng)辦現(xiàn)代鋼鐵企業(yè)的，既不是李鴻章，也不是張之洞，而是貴州巡撫潘霨和他的弟弟候選道潘露。后者曾經在左宗棠、曾國荃手下辦理過上海、金陵制造局。
光緒十三年夏天，上海的報紙上出現(xiàn)了貴州機器礦務總局“招商集股、開辦礦務”的公告。宣稱經過朝廷批準，決定在貴州思南府青溪縣城外對河購機設廠，先辦鐵礦。計劃規(guī)模為“一爐所煉，日夜出鐵約300余擔”，預計投資約30萬兩。擬招3 000股，每股100兩，合計30萬兩。據(jù)薛福成光緒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記記載，青溪鐵礦向英國諦塞德公司訂購全副熔鐵爐計英金6 835鎊，訂煉貝色麻鋼爐計1 927鎊，軋造鋼鐵條板機床計1 475鎊，又訂軋造鋼鐵條板所用汽機等件計2 373鎊，總共12 000余鎊。
自光緒十二年上奏朝廷起，經過前后五個年頭的慘淡經營，青溪鐵廠于光緒十六年六月一日開爐。據(jù)潘霨向朝廷報告，這時它“每日夜應出生鐵二十五噸。煉鋼現(xiàn)有別色麻爐兩座，每兩刻能煉鋼一噸。煉熟鐵爐設有八座。軋條機現(xiàn)備十三副……”
不料，事出意外，一個半月后，“總理江南制造局兼辦貴州機器礦務”的潘露突然死亡，潘霨報告朝廷，暫行停工。
青溪鐵廠的失敗與潘露的死，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一團歷史的迷霧。
據(jù)八月初三潘霨向朝廷報告的正式說法是：
忽據(jù)青溪局委員候補通判徐慶沅稟稱：臣弟潘露心力交瘁，竟于七月十六日積勞病故，……無奈欲仍開大爐而無人督理，終失機宜；欲承領洋款，而無力擔當，恐傷信義。再三思維，惟有退還洋款，暫行停工。
字里行間，似乎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之處：雖然定性是“積勞病故”，但未說明是何病癥；根據(jù)情勢推斷，似乎是突然死亡，而不像是久治不愈；何以潘露一死就立即樹倒猴猻散，便匆匆忙忙作出了停工并退還洋款的決定？
當時張之洞聽到的傳聞卻是“聞青溪廠爐塞停工”，好像是出了生產事故。潘霨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回電澄清：“胞弟露積勞身故，大爐無恙。黔無妥員接手。”但光緒十九年張之洞在一份談到漢陽鐵廠經營情況的奏折中再次提到：“……若煤質稍雜，洗煉配合稍不得法，即至爐灰壅塞風眼，鐵汁不能下注，凝堵爐門，全爐損壞，貴州青谿鐵爐覆轍可鑒。”
又，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日的《益聞錄》報道：青溪鐵礦“近以銷售路遠，資本回收多所周折，因之遲滯”。
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開礦(下)”里卻說它：“初用小爐試辦，頗獲利潤；及用大爐，諸多窒礙?！边@里的“小爐”是指土法；“大爐”是指洋法。什么窒礙？他沒有細說。
說得較為明確的是丁文江的《中國礦業(yè)史略》：“旋以廠之附近無煤可供采煉，焦炭需采于灣水，距廠數(shù)百里，價值太昂。故雖先后派有總辦，用款三十余萬兩，始終未能開廠，至光緒十九年，完全停辦。”
更有一個駭人聽聞的說法是：由于用人不善，督察不力，數(shù)十萬兩官費虧空殆盡，總辦畏罪吞金自殺！
無論真相如何，青溪鐵廠終究是夭折了。它預示著在中國開創(chuàng)現(xiàn)代鋼鐵企業(yè)將面臨難以預測的驚濤駭浪，也預示著這一歷史使命還要選擇新的承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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