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灰色的官場“食物鏈”/張之洞裁革的廣東州縣的規(guī)費負擔/陋規(guī)的最后承擔者/為什么有的官員怕進京?/8 000個和尚盯著19碗稀粥/官職降價七折八扣大拍賣/“戶部員外補缺一千年”/“部費”種種/“投金暮夜,亦有等差”/清朝亡于方家園
光緒十五年的官場,表面看來似乎波瀾不驚。
翻檢《光緒東華錄》,這一年和以往一樣,每月記載一兩樁案件,全年也就是二三十件。其中有兩個道員被斥革,一個虧短商款,一個虧欠鹽課。武官里也有兩名參將革職,一個與提督不和、動用營勇為自己做私房,一個挪移款項。當時比較大的案件要算二品頂戴的前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奉命在日本購銅,浮冒銅價,浮開運費,僅銅價一項貪污銀三萬余兩,被革職查封家產(chǎn),交曾國荃嚴辦。離奇而富于戲劇性的是正白旗滿洲都統(tǒng)的印信被盜;吳江縣的鹽梟竟擄去了緝私的巡船,這真是老鼠捉了貓。還有御史余聯(lián)沅上奏請皇上命令部院大臣們要上衙門去辦公,因為有的幾個月也不去一次。
年輕的皇帝親政不到一年就已經(jīng)感到了吏治問題的嚴重。十月二十日發(fā)了一道上諭,責備各省的藩臺和臬臺,除了謝恩和報告到任、卸任外,沒有人陳奏事件,要求他們對督撫進行監(jiān)督。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又連續(xù)發(fā)出兩道上諭,要求各級地方官減輕百姓的負擔、精簡機構(gòu),節(jié)省財政開支。
光緒每天看的奏折,大多是一些官樣文章,這幾道諭旨里所列舉的也只是一些表面現(xiàn)象,實際情況更不知要嚴重多少倍。這些旨意,口口聲聲要嚴查,要限期辦理,發(fā)下去也只是一紙空文。像減輕老百姓的負擔、精簡機構(gòu),都涉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哪里是發(fā)一個文件下面便會認真辦理?
光緒十五年,年輕的光緒皇帝親理政務(wù),接受的一項重要的歷史遺產(chǎn),是一個數(shù)量惡性膨脹、來源復(fù)雜、素質(zhì)降低、競爭激烈、陋規(guī)公行、從上到下貪腐之風無處不在的官僚集團。
在中國歷代的各個王朝中,清朝對官員最吝嗇刻薄,法定收入的菲薄史無前例。薛福成曾經(jīng)感嘆,清代京官俸祿“不逮漢唐十分之一”。按照《大清會典事例》,京官中官居一品的大學(xué)士每年的俸銀才180兩、另加祿米180斛;金榜題名,好容易成了七品的編修,每年俸銀卻只有45兩,祿米45斛;外官貴為總督,年薪120兩,說是供個人家庭消費;加上各種公費,包括蔬菜燭炭180兩、心紅紙張288兩、案衣修宅什物60兩,總共648兩;基層的知縣,年薪只有36兩,各種公費包括心紅紙張30兩、案衣修宅什物20兩、迎送上司傘扇10兩,總共96兩。后來州縣修宅什物這一項的20兩取消了,實際只有76兩,平均每月僅僅6兩多一點。當知縣的既要養(yǎng)家糊口,又要撐起一個縣衙門辦公,還得聘請幾位刑名、錢谷、書啟師爺,更不要說給上司們送三節(jié)兩壽等等規(guī)禮了。這6兩銀子買酒不醉,打醋不酸,他顧哪一項都不夠,不打歪主意就得喝西北風。
雍正做了皇帝以后,為了解決普遍存在的挪用虧空庫銀、盤剝百姓、濫征耗羨等等問題,來了個“耗羨歸公”,把借口彌補儲運中的損耗而加征的耗羨,統(tǒng)統(tǒng)收歸國家財政,另給地方官員發(fā)“養(yǎng)廉銀”。根據(jù)地區(qū)情況各級標準有所不同,以直隸為例,總督每年為15 000兩,知縣也有600至1 200兩??偠皆黾恿硕啾?,知縣也增加了六七倍到十多倍,提高了外官的合法收入。這筆銀子叫養(yǎng)廉,意思很清楚,該給的都給了,就不準再打歪主意,規(guī)規(guī)矩矩地做官吧。對京官則實行“雙俸制”,發(fā)原官俸的兩倍。雖然如此,地方州縣仍然入不敷出;而京官更為菲薄,清代許多人寧愿到地方任職,也不愿留在京城。
翎頂補服的輝煌掩飾不了生活的困窘。嘉慶十九年,官居翰林院編修的林則徐在給朋友的信中透露,“現(xiàn)就一教書館地”,還得兼做家庭教師來貼補家用。朱珪在嘉慶年間官拜大學(xué)士,是一品的大員,大年除夕有人去看他,問年辦得如何,他詼諧地舉起胸前的荷包:“可憐此中空空,押歲錢尚無一文也?!鄙硭乐?,“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shù)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
自太平軍造反以來,雪上加霜。軍費開銷太大,財政要開源節(jié)流。開源要賣官,節(jié)流便扣官員的俸廉。太平軍消滅了,又不斷地向外國賠款,舊債未了又添新債,扣減官員的養(yǎng)廉銀子便成了財政節(jié)流的一項基本政策。咸豐三年起各省文官從一品到七品養(yǎng)廉暫給六成,武官三品以上給八成。咸豐六年,皇上開恩,給各省文官一二品加到七成,三四品加到八成,五品以下、七品的正印官、武官三品以上發(fā)九成。一直到光緒十二年,朝廷才給王公、京官們發(fā)全額,但外省仍然照扣不誤。
明扣已經(jīng)受不了,實際上還有暗減。養(yǎng)廉不給你現(xiàn)銀,折算成票鈔或大錢。官方換算的標準永遠比民間要高,遇上物價上漲更是大幅度貶值,實質(zhì)上是變相扣減俸廉。折支之外,又有強制性的捐攤,又稱扣廉、捐廉,由于出現(xiàn)了預(yù)算外的軍需、河工等支出,由于有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而財政又無法報銷,便也從官員的養(yǎng)廉中扣除。此外,朝廷還獎勵官員們“自愿”捐出養(yǎng)廉銀子。經(jīng)過種種名目的七折八扣,真正能落到官員手中的養(yǎng)廉銀子就微乎其微了。據(jù)四川總督駱秉章同治元年二月向皇帝報告,一個知縣照章應(yīng)領(lǐng)的600兩養(yǎng)廉,經(jīng)過扣減一成、再按銀三鈔七折扣,再加上許多我們看不懂的名目,這扣三成,那扣二成,最后實支只有40兩5錢,還不到原來的7%。
養(yǎng)廉的銀子不能養(yǎng)廉。光緒元年,盛京將軍崇實認為:“奉省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于貪黷者猶少,迫于貧困者實多?!睙o獨有偶,三十二年后,居于同一職位的趙爾巽也同樣認為:“奉省吏治之壞,由來已久,……實因原定廉俸過于菲薄?!蓖味?,河南學(xué)政景其濬說得更為痛切激憤:
……于是各官無廉可領(lǐng),甚至廉不敷扣。……道府以上計無所出,季規(guī)、節(jié)壽規(guī)、哨費、秋審費,種種名目,無一不取諸州縣。州縣計無所出,錢漕浮收之外,差徭繁瑣,無一不取諸百姓……各官除俸廉外概屬贓私,今俸已罰矣,廉已扣矣,使其不能辦公,不能自存活,而猶獎其捐輸,是勒令君子為小人也。
“各官除俸廉外概屬贓私”,這當然是大實話;“是勒令君子為小人也”,翻譯過來,就是逼著官員去貪污。在這里,他還勾勒出了一條官場的“食物鏈”:道府以上通過各種名目的陋規(guī)取之于州縣,州縣則通過浮收、差徭取之于百姓。真正維持著各地官場運轉(zhuǎn)的并非虛有其名、毫無實際的官俸、養(yǎng)廉銀子,而是這條灰色的“食物鏈”。
吏治不僅是一個道德作風、修身養(yǎng)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體制問題。體制出了問題,必然普遍地滋生群體性的腐敗。
景其濬一語道破了官場公開的秘密:府道以上無一不通過陋規(guī)取之于州縣。陋規(guī)發(fā)展至晚清,已經(jīng)達到極峰。從中央部院、各省督撫至道府州縣無處不在,潤滑著這個體制非正常地運轉(zhuǎn),又腐蝕著這個體制,最后促成其徹底崩潰。
光緒十五年十月,張之洞在離開廣東的前夕,曾經(jīng)上了一道奏折:《裁革州縣規(guī)費各項加給公費津貼》,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廣東的部分實際情況。
所謂規(guī)費,也就是陋規(guī)。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各地不盡一致,無非是國家稅收之外的亂收費、亂攤派,或是以送禮為名的變相賄賂。它長期在官場上普遍通行,取得了公開的半合法的地位,實質(zhì)上是各級官員及吏役依仗權(quán)勢巧立名目自上而下層層進行勒索盤剝。張之洞在當初任山西巡撫時,就曾經(jīng)將全省的陋規(guī)和各部門攤派的捐費全部取消,改為按工作需要發(fā)給一定數(shù)量的辦公費;光緒十年到廣東后,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像在山西那樣大刀闊斧地一步全省到位,而是先從自己的衙門做起,“所有饋遺雜費,于到任日即已一律禁絕”,力懲貪風,習為儉約,以期轉(zhuǎn)變風氣。在光緒十三年為瓊州府籌足公費,將陋規(guī)一律裁禁,也就是先抓了一個試點。十四年秋冬,他再次兼任巡撫后,事權(quán)集中于一手,命藩司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將“公私各款逐一詳查”,摸清了底細,然后采取了六條措施:革規(guī)禮,裁捐攤,省辦差浮費,少派例差,籌發(fā)道府公費,津貼貧困州縣。
張之洞查出來的規(guī)禮主要有十四種:如節(jié)壽、到任禮、季規(guī)、月費、油米柴炭、客案修金、盤查倉庫費、秋審費、到任水禮、過山禮、乾修、修署、門包等,一律禁革。所謂捐攤,“乃本省需用而不能開銷者,于是派之于府廳州縣,此百余年各省相沿之痼習,大缺在二千金內(nèi)外,小缺亦在二百金內(nèi)外”,其中藩司衙門有十二款:香蠟差費、高錫差費、小書工食、憲書三成、綏瑤廳、練勇經(jīng)費、瑤目口糧、餉差盤費、清查無著擬款、報資、塘兵餉、不敷火藥價、草烏船經(jīng)費;臬司衙門有三款:驛傳房紙札飯食、傳供飯食、司監(jiān)加增藥餌。攤派的這些銀兩,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辦公,大部分成為了有關(guān)人員的額外收入。張之洞也都全部裁免,其中有些必要的開支每年大約二萬余兩,由司局另外籌措。再是學(xué)政每年下去舉行考試攤派的經(jīng)費裁減三成,而最貧困的鎮(zhèn)平、平遠、感恩、昌化四縣需要適當加以津貼。總賬算下來,“計抵攤、公費、差事、津貼四項,通年共需銀七萬七千余兩”。張之洞的辦法是“于誠信、敬忠兩堂商人捐款項下動支”。
張之洞算了幾個月的賬,算得很細,到底廣東這些規(guī)禮、攤捐搜刮了多少銀子,他沒有說,想必是不便說,也許是說不清楚。我們只能從筆記里尋找一些蛛絲馬跡。還是以廣東為例,單說這“到任禮”就大得嚇人?!赌贤と沼洝防镎f:
廣東向有惡習,凡新任督撫到粵,則太平關(guān)饋銀十萬兩,海關(guān)、運司各饋五萬。督撫署任到粵,則太平關(guān)饋銀五萬,海關(guān)、運司各饋二萬五。此非私囊之賄賂,蓋習慣成自然,不啻可銷公款矣。
像張之洞光緒十年到廣東,四月里是署任,七月里便實授,如果他收“到任禮”,僅此一項先后便有三十萬兩銀子送到手!
陋規(guī)中最常見、最普遍的是節(jié)壽,即三節(jié)兩壽的賀禮。依然是廣東的情況,光緒四年七月黃體芳在奏折里算了賬:
自將軍至道府,應(yīng)送規(guī)禮七份,以每年節(jié)壽合計,應(yīng)送規(guī)禮三十五份。每項一份,如金、玉、珠寶、綢緞、鐘表之類價值七八千金。門包約數(shù)百金。雖厚薄不一,大概以尊卑為等級,而暗昧之苞苴尚不在此數(shù)。
此番話,前半是從送禮人州縣官來說的,從廣東將軍、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藩臺、臬臺到本道、本府的頂頭上司,至少有七個對象要送規(guī)禮,每人三節(jié)兩壽要送五次,合起來一年僅節(jié)壽這一項就要送出禮金三十五份。后半是從收受者來說的,一次就可以收到七八千兩,一年下來,相當可觀。而且這還只是大面上明擺著的,暗地里的賄賂還不在內(nèi)。
這些陋規(guī)成了地方各級官僚固定的灰色收入,其數(shù)量大大地超過了正常的年俸和養(yǎng)廉銀。長期沿襲形成了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要想改變就很艱難。張之洞并不是向規(guī)費挑戰(zhàn)的第一人,在他的前面,胡林翼撫湖北、曾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左宗棠督閩浙、閻敬銘撫山東,都曾經(jīng)有過同樣性質(zhì)的舉措,但都逃脫不了人亡政息的命運。張之洞在廣東對此慎重從事,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奏折最后雖然也說“通飭各屬永遠遵守”,心里未嘗不明白,一旦人走茶涼,遵守不遵守就難說了;再說那海關(guān)二十萬兩的到任禮,他可以不收,后任的李瀚章收不收也很難說了。
陋規(guī)的最后承擔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必然是庶民百姓。于是在征收錢糧時便永遠地、普遍地、重復(fù)著馮桂芬筆下的一幕:
由來開倉,多派壯丁守護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則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籌計數(shù),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約六斗止,兩次七折八扣,即一石變?yōu)槿奈宥?,而淋尖、踢斛、捉豬(倉役格外任取米數(shù)囊入倉,鄉(xiāng)民拒之,聲如豬,故曰捉豬)、樣盤米、貼米(排除米色、不出私費,即講貼米)等猶在其外。又有水腳費、驗米費、灰印費、篩扇費、廒門費,合計約值米一二斗??傢毝辶樊斠皇?。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當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間何以遽增至此。
正供七斗,浮收三斗,額外浮收的比例為42%;正供一石,浮收一石五六,則浮收的比例上升至150%~160%。而在此前,嘉慶初年的洪亮吉便說過:
錢糧漕米,前數(shù)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guī)、節(jié)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
無所出的不止是督、撫、藩、臬、道、府的門包、節(jié)禮,還有京官們眼巴巴等著的炭敬、別敬。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灰色“食物鏈”還在延伸,督、撫、藩、臬、道、府還要供養(yǎng)京官們。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一個官員要求暫緩進京陛見遭到上諭的批駁。
江西巡撫德馨上奏說,該省南贛鎮(zhèn)總兵姚廣武,三年任滿,請求等候防務(wù)不忙的時候再來京叩見皇上。上面一查,這位姚總兵三年前上任的時候,也是請兩江總督曾國荃上奏,沒有來北京?,F(xiàn)在冬天哪有什么緊急防務(wù)啊,明明是個借口?;噬虾懿桓吲d,下令:“著不準行。姚廣武即著來京陛見。”
上北京去見皇帝,這是很榮耀的事情嘛!怎么有人不愿意去,一再地逃避呢?此無他,大概是花不起或不愿意花那份銀子。不光是在吏部要交一筆不小的引見費,出京時的“別敬”更是一大筆非同小可的開支。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翰林院檢討曾國藩在家信中說: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xù),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
這里說的炭資,即是“炭敬”。拮據(jù)窘困的晚清京官,是把外官的孝敬計算為比較固定的灰色收入的。同治七年,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diào)任直隸總督,當年臘月進京,次年正月二十出京上任。他的日記中寫得明白,十四、十五、十六連續(xù)三夜“核別敬單”,十九日早飯后“核別敬三紙”,二十日動身之前,還要“核別敬各單”。這位理學(xué)家,已是侯爵、大學(xué)士、直隸總督而位極人臣,對待“別敬”依然如此再三再四斟酌,唯恐稍有差池。
外官出京有別敬,冬有炭敬,夏有冰敬,還有什么歲金、節(jié)敬、程儀、贄禮、贐儀、賻儀、賀禮等,名目繁多,各有不同的時機、不同的對象范圍。大體上是首先要看對方的權(quán)勢,同時要看彼此的交情。冰敬要在夏至之前,炭敬要在冬至后不久,派人送上請安信和銀兩。銀兩數(shù)量不能不說,但又不宜直說,要說得風雅,如果是附上梅花詩十韻、八韻,便是十兩、八兩;“毛詩一部”,便是三百兩。有位貝勒爺鬧過一次笑話,收到一個附上“千佛名經(jīng)”的信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打開一看,只見是一千兩的銀票。
其中較為普遍的是升官、調(diào)動、引見后告別出京的別敬。從軍機處到六部九卿,從親戚、朋友、世交到老師、同年、同鄉(xiāng),方方面面都不能疏忽,涉及的對象廣泛而負擔沉重?!兜老袒潞R娐勪洝返淖髡邚埣笆沁^來人,對此體會很深:
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預(yù)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饜,即十分周到,亦總有惡言。甚而漠不相識,絕不相關(guān)者,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乞幫,怒其無因,閔其無賴,未嘗不小加點染。是以外官以進京為畏途,而京官總以外官為封殖。
別敬、炭敬,其名曰敬,其實敬意有限得很。“專以咀嚼外官為事”,話語里便充滿著抱怨、嫌厭、鄙夷和無奈。清貧能磨礪清操,也能消蝕清操,長年奔逐,乞人施舍,有的京官便窮得卑微而猥瑣。
張集馨曾經(jīng)記下了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出任四川按察使時送別敬的具體情況:
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按:賽尚阿)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xiāng)、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yīng)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余兩。
而每調(diào)動一次,進一次京,都必須如此應(yīng)酬一番,張集馨還有一筆總賬:
陜西糧道出京留別共費一萬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別一萬三四千金,貴州藩司出京留別一萬一千余金,調(diào)任河南藩司出京一萬二三千金,而年節(jié)應(yīng)酬以及紅白事禮,尚不在其內(nèi),應(yīng)酬不可謂不厚矣。
花費得最多的是任陜西糧道,因為這是公認的肥缺;貴州藩司的品級雖高于糧道、臬司,但那里地瘠民貧,應(yīng)酬也就可以少花一點。原來這“敬意”數(shù)量的控制,一方面要和對方的權(quán)勢成正比,另一方面也要和他可搜刮的資源成正比。
姚廣武官居總兵,是正二品的大員,江西南贛還不算十分貧瘠,進一趟京,不花一萬,只怕也要花個八九千。如果他覺得自己沒有過硬的靠山,再也上不去了,何必去見什么皇上,留著這筆銀子養(yǎng)老,豈不更實惠?
上述歷史弊端發(fā)展至晚清,已經(jīng)是積重難返,無法消解。偏偏在鎮(zhèn)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又在官僚體制內(nèi)種下了兩個惡果,一個是保舉,一個是捐納。太平軍雖然被鎮(zhèn)壓下去了,這兩個腫瘤卻繼續(xù)蔓延、惡性膨脹。
保舉,又稱薦舉,在清前期只是偶一為之,影響很小,而且在雍正朝舉薦不當還要嚴懲。晚清保舉大肆泛濫,是獎勵鎮(zhèn)壓太平軍帶來的?!肚迨犯濉みx舉志》說:
時軍事方殷,迭飭疆吏及各路統(tǒng)兵大臣奏舉將才。林翼舉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辦國藩軍務(wù),沈葆楨、劉蓉、張運蘭命國藩、林翼調(diào)遣,他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xù)賓、李續(xù)宜、彭玉麟、楊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諸生拔自戎行,聲績燦然。
光緒十五年時,全國八個總督中,就有直隸李鴻章、兩江曾國荃、兩廣李瀚章、甘陜楊昌濬四位總督出自湘軍集團。其中,李瀚章原是拔貢,曾國荃原是優(yōu)貢,楊昌濬是諸生從軍;李鴻章雖是進士出身,但他出任江蘇巡撫這關(guān)鍵的一步,也是以幕僚的身份而得到曾國藩的保舉。湘淮集團中,先后曾任總督或巡撫的如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李興銳、潘鼎新、劉銘傳、楊岳斌、劉蓉、劉瑞芬、蔣益澧等,沒有一個是進士出身,只有左、潘兩人曾是舉人,其他都是拔貢、廩生或諸生從軍。這些人因軍功而被保舉,占據(jù)要津后又利用職權(quán)大批保舉部下、親信。軍隊打到哪里,官就做到哪里。湘軍初期,軍功保案按3%控制,咸豐六年攻下武昌漢口后,提高到20%,以后成為常例。同治元年一度降為12%。數(shù)十萬大軍轉(zhuǎn)戰(zhàn)十余年之久,保舉不斷增加,據(jù)曾國藩說,統(tǒng)計各省軍營,武官保至三品以上的不下數(shù)萬人。
清朝綠營的編制,三品以上的武官共計不過646員,其中從一品的提督19員,正二品的總兵56員,從二品的副將108員,正三品的參將152員,從三品的游擊310員。提督的編制全國只有19個,而在戰(zhàn)后以軍功記名的提督已達8 000人之多。8 000名和尚盯著19碗稀粥,怎么分配也滿足不了。據(jù)說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有一次在南京大街上遇到一個人挑著裁縫擔子,扁擔上掛著紅領(lǐng)花翎,沿街叫賣,故意出洋相。曾國藩把他叫來詢問,原來此人是因軍功保舉到候補提督的,只得勸說了幾句,花了一百兩銀子把他的紅頂花翎買下來。
保舉的名目,后來也日見繁多。除軍功以外,河工、漕運、邊防有保,太后萬壽、皇帝大婚等慶典有保,編書修志也有保。洋務(wù)興起后,各種廠局、各類學(xué)堂、籌辦開礦、電報、鐵路也有保,名目越來越多,幾乎無所不保。徐承祖出使日本期間為朝廷采購銅,一次保舉出力人員便達15人之多,光緒十四年年底因為購銅貪污案發(fā),保案才撤銷。光緒、宣統(tǒng)期間任過吏部主事、監(jiān)察御史的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到“保案之濫”,“一歲保數(shù)十百案,一案保數(shù)十百員。刁紳、劣幕、紈袴皆竄名其中,謂之案?!薄S幸淮?,數(shù)十名匪徒從廣西流竄到貴州,搶掠了丙妹四寨,省里發(fā)兵去,匪徒的影子也沒有看到,卻虛報戰(zhàn)功,開列了一百多人,“藩司邵積誠、袁開第,臬司全楙績、貴陽知府嚴雋熙各援其子弟幕賓得官”。后來胡思敬詢問普定縣令鄒炳文,得到的回答是:“外省保案莫不如是,非獨丙妹也。”
科舉考試要經(jīng)過十年寒窗、層層篩選;捐納要大把大把地花費銀子;而保舉只憑主官個人的意旨,一紙奏折,便可以升官發(fā)財。既無客觀標準,更難討得公道,往往使善于鉆營奉承的宵小之輩得逞,更有不少是用巨額賄賂換來保舉的。光緒九年,清流四諫之一的張佩綸尖銳地抨擊道:
夫從軍以摧鋒敢死為上,而敘勞乃屬文員;治水以負薪掮竹為功,而請獎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數(shù)十人,連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異于斜封墨敕哉。
又說:
凡保案中任勞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糾之不勝糾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濫舉,將若之何!
直接指出保舉的百分之七八十是用來開后門、結(jié)黨營私的。胡思敬甚至說:
近世保舉之弊,十倍于捐納,百倍于科舉。
捐納,又稱捐輸、捐班。說白了,就是朝廷訂出牌價,公開賣官。順治初年,可以“納粟入監(jiān)”,用糧食或銀子換個監(jiān)生,但不能直接買得官職。后來被革職處分的官員通過付銀子可以官復(fù)原位??滴跏辏瑸榱似蕉▍侨鸬呐褋y,實行捐納以彌補軍費。三年內(nèi)收獲了銀子二百余萬兩,賣出了知縣的烏紗帽五百多頂。后來三藩是平定了,捐納這個毒品卻戒不下來,哪里要打仗、黃河決了口、什么地方要救災(zāi),都要開捐例賣官,捐納成了大清帝國臨時補充財政收入的一個法寶。限定京官可以捐到郎中,外官可以捐到道員,武官可以捐到參將。
鎮(zhèn)壓太平軍作戰(zhàn),把老底子都耗光了,咸豐三年國庫存銀降到歷史最低點,總計22萬兩,還不夠包圍南京的十萬大軍發(fā)一個月的軍餉。清政府又祭起了捐納這個撈銀子的法寶,賤價拍賣官爵。按照道光六年訂的牌價,捐一個郎中7 680兩,一個道員13 120兩,一個知縣3 700兩。到了咸豐四年,郎中只賣4 147兩,道員只賣7 085兩,知縣只賣1 998兩,差不多便宜了一半。而且權(quán)力下放、簡化手續(xù)、巧立名目、以廣招徠。除了中央的吏部、戶部外,各省乃至軍營的糧臺都可以進行交易,而且地方上的價格往往還可以更加優(yōu)惠;戶部預(yù)先把蓋好了大印的空白“部照”發(fā)給下面,隨時都可以填發(fā);在名目上,除了捐實官,還可以捐虛銜、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級記錄,甚至捐“加免”,即付“加快費”,免去各種手續(xù),保證直通車一步到位。總之,只要舍得花銀子,什么都可以辦到。
直到光緒年間,為了鼓勵人們踴躍買官,仍然沿用了這種減成兌收大拍賣的政策。光緒十年因為中法戰(zhàn)起,開設(shè)海防捐例,按道光時的牌價打八折,結(jié)果銷售的業(yè)績不理想;光緒十三年因黃河鄭州段決口,開設(shè)鄭工捐例,便進一步降價,降至道光時的六折;光緒十五年海軍衙門要求為籌集海防經(jīng)費再開海防新捐,又進一步打折,降到四品以上打?qū)φ?,五品以下只收四成。如此賤價大甩賣,財政沒有收到多少銀子,倒是賣掉了朝廷的最后一抹虛假的神圣光環(huán),賣掉了官僚集團不能沒有的尊嚴和廉恥,只賣得吏治腐敗到無可救藥。
最高統(tǒng)治者不是不知道捐納的危害性。據(jù)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聞見錄》中回憶,道光皇帝在十六年、二十九年兩次召見他時都說道:“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薄拔易畈环判恼呤蔷璋?,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將本求利”四字,道破了實質(zhì)、切中了要害。道光話雖如此說,明明知道是毒藥,但仍然繼續(xù)堅持把它喝下去。光緒元年,皇太后召見丁日昌,說起四川“每正款一兩,百姓要完至十數(shù)兩”,丁日昌奏道:
現(xiàn)在吏治之所以難整頓者,由于官多缺少。官所以多,由于捐輸太濫,現(xiàn)在捐餉局每年只收銀二三十萬兩。外省捐輸名為二三百萬,折實不過數(shù)十萬兩。放出此等壞官,侵吞錢糧,貽害地方,國家每年何止吃數(shù)百萬兩之虧。務(wù)求皇太后毅然獨斷,停止實職捐輸,不要與戶部商議,以免阻撓。
戶部是把捐納當作財源的。極力反對捐納的馮桂芬說得好:
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
如此破壞政治秩序而造成社會秩序、經(jīng)濟秩序的破壞,惡性循環(huán),形成了一個怪圈,清王朝早已不能自拔了。
保舉也好,捐班也好,只是取得了一個任某一級官員的資格,真正要得到一個實缺,即具體的職位,走馬上任,還有一個艱苦而漫長的排隊等候的過程,這便是候補。
俗話說,一個蘿卜一個坑。保舉和捐納在總量上都是沒有限制的,而官員的編制卻不能沒有限制,每年因為病、死、退休、丁憂、革職開缺后空出來的編制也是有限的。粥固定只有那么多,等著要喝粥的和尚卻漫無止境地增加,一年年積累下來,數(shù)量越來越龐大,矛盾越來越突出。同治年間,王凱泰說:
近年軍功捐納兩途入官者眾,聞部寺各署額外司員少則數(shù)十人,多則數(shù)百人,衙門以內(nèi),司署為之擁擠,內(nèi)城以外,租宅為之昂貴。
京城里官員的急驟增加,以致把房租的價格都抬高了。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報》爆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官冊最近之調(diào)查》報道:
吏部近日派各司紀錄已經(jīng)注冊候補候選人員之銜名,共計二十五萬七千四百余員,其未經(jīng)注冊者尚不在內(nèi)。
晚清時全國官員的總編制大約是四萬人,也就是說,候補人員的總數(shù)竟達到了全國總編制的六倍多。假設(shè)候補人員不再增加,每年安排一萬人,也需要26年才能安排完。按照當時的平均壽命,26年差不多就是成人后的一輩子了。而在當時情況下,每年要空出一萬人即四分之一的編制來也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候補的文官,多是州縣到道員這一階層的,品級越低,人數(shù)越多。清末南京候補官員之多為全國之最,候補道有300余人,知府、直隸州有300余人,州縣1 400余人,同知、州判、縣丞等佐貳雜職2 000余人。而江蘇全省的編制是道員7員,知府8員,直隸州3員,廳3員,縣67員共計98員。每一個道員的交椅后面,平均有40多人在排隊,要等到什么時候才能坐上這個位置呢?
隊排得太長了,人人都想優(yōu)先。這又為朝廷提供了生財之道。要優(yōu)先嗎?拿銀子來!這就有了“捐花樣”,即加捐優(yōu)先的班次。最初只有知縣可以捐“先用班”、“即用班”兩個花樣,從道光年間開始,花樣加多,咸豐年間更是花樣百出,先是開設(shè)“新班”,不久便有“新班盡先”,再不久又有“新班盡先前”。一種花樣出來,捐的人多了,大家都想優(yōu)先,結(jié)果是大家都不優(yōu)先。失去了吸引力,便又推出一種新花樣,永遠是新出的花樣比老的優(yōu)先。到此新班已經(jīng)不新了,因而又有超越各班的“盡遇缺先補”。接著又在交付餉票或現(xiàn)銀上打主意,先后推出了“銀捐新班盡先”、“銀捐新班遇缺”和繳納十足現(xiàn)銀而壓倒一切的“銀捐新班遇缺先”。
清代各省官員的職位分為三類,一類是簡放,即朝廷直接指派;一類是部選,即由六部挑選;一類是外補,由各省委派。雖然戶部收了銀子,一部分外官還得要交給各省的督撫們?nèi)シ峙浒才?。這又得找關(guān)系托人寫信向地方當局推薦,找門路送銀子運動、疏通。來的候補官兒太多了,督撫們應(yīng)付不了,便紛紛要求上面停止分發(fā)。有的采取變通的辦法,一碗粥分給幾個人喝。一個知縣的實缺出來了,并不派人去補缺而是輪流署理,一人署理一年;或者委派一個臨時的差事。雖然如此,有的還是十幾年得不到差委,幾十年不能署一缺。曾國藩曾經(jīng)報告朝廷,對大量候補的武官采取了借缺補官的辦法,高官任低職,實行官職倒掛,這就出現(xiàn)了從一品的提督去任從六品的千總或正七品把總的怪現(xiàn)象;千總、把總這樣最低級的職位竟然都被候補提督們占去了,三品以下的武官就更沒有位置了。
外官補缺難,京官補缺更難。光緒二十五年張之洞給他的姐夫鹿傳霖寫信,說起他的長子張權(quán)分到了戶部,
即日日驅(qū)車入署,伏案點稿,亦須十五六年方能補缺。……且每年須賠貼資費千余金,此數(shù)十年之費,拙力豈能供之?
一個清廉的總督竟然供不起一個候補的兒子?!对娇z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咸豐九年三十歲時捐了一個戶部郎中,當時他的詩文就頗為著名了,但候補一候就是十二三年,毫無著落。同治末年他住在宣武門外的保安寺街,寫了一副春聯(lián)發(fā)牢騷:“保安寺街藏書三萬卷,戶部員外補缺一千年?!庇趾蜓a了六七年,幸虧他在光緒六年考中了進士,本來可以當翰林,當時他已經(jīng)年過半百了,要求歸本班補用,這才得了一個戶部江南司郎中的實缺。
丁日昌在擔任江蘇巡撫時說過這樣一番話:
在省候補十數(shù)載,貧苦已極,一旦得一署事,又僅一年,于是前十數(shù)載需次之費,皆在此一年中補償,后十數(shù)載需次之費,皆在此一年中儲積。此時如委群羊于餓虎之口,雖有強弩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有所不顧。故今日欲求吏治,非先止捐納不能也。
儒學(xué)倫理一直是把百姓比喻為羊,而將親民的州縣官比喻為看羊的牧人,稱之為牧民、牧令。晚清的官場體制卻培養(yǎng)了一群群的餓虎去當牧人,老百姓還能活下去嗎?朝廷還有希望嗎?
光緒十五年,張之洞在革裁廣東規(guī)費的同時,還曾向戶部的陋規(guī)挑戰(zhàn),結(jié)果卻摔了個大跟斗,讓他記住了一輩子。
人們通常將“部費”也視為陋規(guī),但它與節(jié)禮、炭敬之類有明顯的區(qū)別。節(jié)禮、炭敬之類雖然是感情投資,但畢竟不是現(xiàn)買現(xiàn)賣的權(quán)錢交易;部費則是典型的敲詐索賄。各省與中央有審批權(quán)的部門打交道,要找戶部、兵部、工部奏銷軍費,要請刑部審核秋審的案件,要請吏部批準保舉、候補的名單,凡此種種,都得要送上一筆賄賂,統(tǒng)稱為部費,供有關(guān)人員私分,否則事情就辦不成。
干這種交易還有訣竅、有彼此默契的章程。據(jù)張集馨的《道咸宦海見聞錄》記載,他在四川做按察使的時候,每年五六月份,刑部的書吏便分頭四處收取部費,到省城找一位在刑部干過書吏的副職小官作中介,通過此人與按察司衙門接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四川按察司付了六百兩銀子的部費,便可以買到一份刑部對該省上報案件審核意見的底稿,某案該實(同意執(zhí)行),某案該緩(緩期執(zhí)行),一一注明。照此上報,一路綠燈。如此雙方皆大歡喜,一方收獲銀子,一方秋審順利結(jié)案,收獲了政績。否則,縱然關(guān)系到案犯是否人頭落地,還是要在雞蛋里挑骨頭,找?guī)讉€案件,你定為實的部批為應(yīng)緩,緩的批實,發(fā)回重審,反復(fù)盤詰,讓你結(jié)案遙遙無期。
清政府為了集中財權(quán),規(guī)定各級地方政府逐級造送收支清冊,按年交戶部分省審查匯總奏銷。發(fā)現(xiàn)有不符合“部例”的,戶部有權(quán)責令地方限期答復(fù),甚至重新造冊。合不合“部例”由戶部的員司、書吏說了算,如此銀子便似流水滾滾而來。部費交足了,假賬、不合理的開支也可以通過;部費不交足,合理的開支也會受到刁難。至此,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的奏銷制度已經(jīng)徒具形式,成了戶部的生財之道。
最麻煩、最頭痛的是軍費報銷。數(shù)額巨大,部費往往是獅子大張口,反復(fù)討價還價。光緒十五年七月張之洞得知調(diào)任湖廣,首先就考慮中法戰(zhàn)爭以來廣東的2 500萬兩軍費報銷要做個了斷。八月初七呈報了《軍需善后各案請開單奏報免造細冊折》,請求按同治三年至光緒八年的辦法開單報銷,并以不愿同流合污的強硬態(tài)度,公開揭露暗中交易的黑幕:
其實近來各省辦理報銷,聞不免于正款之外提存另款巨數(shù),暗給書吏。臣愚不知此項另款,從何而出。粵省財用如此艱難,豈能辦此。即使有款可籌,以實用實銷之款,因恐書吏作奸而為此請托之舉,實非臣之所敢出也。
據(jù)說,按照戶部的潛規(guī)則,報銷100萬兩,要交4萬兩的回扣,2 500萬兩軍費的回扣就是100萬兩,而張之洞只肯按每兩一厘的比例另交2.5萬兩飯銀以資辦公。這封奏折送上去,簡直是捅了馬蜂窩。光緒批給戶部,戶部在復(fù)奏時大唱高調(diào),說什么“何難詳細造報”,“絲毫皆關(guān)帑項”,指責他“只圖簡便,不顧定章,任意陳請”,還采取狡賴的伎倆,要張之洞把勒索的書吏指出來,以便嚴辦。十月二十二日光緒按照戶部的復(fù)奏發(fā)了一道上諭,申斥張之洞“冀免造冊,殊屬非是”,“所請開單奏報之處,著不準行”。后來還是醇親王出面給戶部尚書翁同龢、軍機大臣孫毓汶打招呼,把每100萬兩的回扣降到2萬才了結(jié)此事。且不說這樁公案涉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權(quán)上收與下放之爭,僅就部費而言,從皇帝、軍機處到戶部,都是公然地包庇慫恿。
現(xiàn)代有人說別敬是禮儀與賄賂的合一。張集馨處在的道咸時期,別敬送軍機大臣每人四百金,同一職位者一視同仁?!秶剛涑恕返挠涊d與此相似,光緒初年督撫進京,應(yīng)酬軍機大臣,每人不過三四百兩,有的不接受;接受的回送貂袍一件、鹿茸兩支,多少還殘留一點禮尚往來的人情余味。光緒中期,世風更加澆薄,即使同是軍機大臣,也要精細地衡量其被寵信的深淺、評估其實際影響力的大小,盤算其利用價值的高低,嚴格區(qū)分為不同的等級,毫不留情地拉開了投入的差距。
光緒十六年九月,張之洞的門生、著名的詩人樊增祥進京辦事,給張之洞寫了一封密信,匯報京城的景象:
……都門近事,江河日下,樞府唯以觀劇為樂,酒醴笙簧,月必數(shù)數(shù)相會。南城士大夫,借一題目,即音尊召客,自樞王以下,相率赴飲。長夜將半,則趁筵次入朝。賄賂公行,不知紀極。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見到京,饋大圣六百(大圣見面不道謝),相王半之(道謝不見面),洨長二百(見面道謝),北池一百(見面再三道謝),其腰系戰(zhàn)裙者,則了不過問矣,時人以為得法。然近來政府仍推相王為政,大圣則左右襄贊之,其余唯諾而已。高陽與北池締姻,居然演劇三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仍今信之。
信中大圣指孫毓汶,相王即軍機處里的王爺指禮親王世鐸,洨長借《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曾任洨縣長指許姓者,即許庚身。北池指張之萬,時住北池子。腰系戰(zhàn)裙指滿人額勒和布,時人說笑,以此作下聯(lián)對額的姓氏。有一篇專論清代官場陋規(guī)的長篇論文,在引用這封信時說:“首席軍機孫毓汶所得竟比排在末位的‘卷簾軍機’張之萬高出六倍”,“首席軍機位尊勢隆,故所得饋贈最厚,但卻態(tài)度驕亢,……等而次之,則因軍機席次排列順序不同,所得逐減……卻反而禮數(shù)加隆”。此段文字著眼于席次卻是想當然耳。據(jù)《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和《清季重要職官年表》,當時軍機大臣的排列順序與論文作者所說完全相反:領(lǐng)班的王大臣,即首席軍機,當然是禮親王世鐸。以下依次是: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順序的排列當與各人的官職、資歷有關(guān),當時額氏是武英殿大學(xué)士,張是體仁閣大學(xué)士,許是兵部尚書,孫原是工部左侍郎,十四年七月調(diào)吏部右侍郎,十五年正月才遷為刑部尚書。所謂的‘卷簾軍機’不是張之萬,而是孫毓汶;但其中能量最大的確實是這位孫大圣。軍機這個班子,依然是光緒十年慈禧罷斥恭王奕時換上來的班底,醇王奕譞作為光緒的生父不便直接出面主政,孫毓汶便是奕譞在軍機處的代表,每天把文件送到醇府看過后,再把醇王的意見帶上來,謂之“過府”;其中有些機要是其他軍機大臣不得預(yù)聞的。許庚身曾長期任軍機章京,熟悉政務(wù)?!肚迨犯濉ぴS庚身傳》說,“時樞府孫毓汶最被盼遇,庚身以應(yīng)對敏練,太后亦信仗之”。軍機處里真正掌權(quán)的就是這兩個人,而孫“其權(quán)特重”。至于張之萬進了軍機后,“治尚安靜,故得無事”;額勒和布則是“木訥寡言,時同列漸攬權(quán)納賄,獨廉潔自守,時頗稱之”。所以送銀子就沒有他的份。當初慈禧選上了這二位,也許正是看中了他們的“安靜”、“寡言”?!肚迨犯濉返倪@些評述與樊增祥的觀察可以互相印證。只有深入了解了這些內(nèi)幕,了解了各位軍機大臣的實際地位、作用及他們性格上差別,我們才能領(lǐng)會那位暮夜投金者看人下菜、拿捏分寸的奧妙,他絕不是簡單地只看表面的“席次順序排列”。
樊增祥信中描繪的軍機大臣們的另一道風景是以觀劇為樂。所謂“酒醴笙簧”、“音尊召客”,就是大擺酒宴,大唱堂會。當時正是京劇剛進入成熟期,從宮廷到民間都極為狂熱,慈禧本人便是一嗜戲如命的超級京劇戲迷。在她統(tǒng)治清朝的四十八年里,除了咸豐、同治喪期和逃亡西安外,經(jīng)常在宮內(nèi)、中南海、頤和園看戲消閑。光緒十年五十大壽時,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八在宮內(nèi)暢音閣演戲七天,十月初八至十六日又在暢音閣和長春宮同時演戲九天,每天達六七個小時。十月十日生日這天,慈禧坐在暢音閣大戲臺對面的閱是樓正中,兩旁是光緒及后妃,東西兩廂是王公、大學(xué)士、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內(nèi)務(wù)府大臣等人,全都陪著她看戲。宮內(nèi)太監(jiān)的演出看膩了,便召外面的著名藝人,楊月樓和譚鑫培、陳德霖就是分別于十四年和十六年挑補進宮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民間營業(yè)性的戲園如天樂茶園、廣德樓、廣和樓等有四十多處。達官貴胄、富戶巨室,逢年過節(jié)、婚喪嫁娶,便在府第或會館辦堂會。這種專場內(nèi)部演出往往是名角薈萃,指定演出某些拿手好戲。信中特地提到張之萬與前軍機大臣、禮部尚書李鴻藻(高陽)聯(lián)姻,在家中大唱三天堂會,樊頗有微詞?,F(xiàn)存京劇史料中還可以找到這位死后謚為文達的中堂大人的有關(guān)記錄?!兜老桃詠砝鎴@系年小錄》載:“光緒七年二月十七日,張文達等團拜,假西河沿錢行會館正乙祠演堂會,用四喜班底,班主梅巧玲?!毖莩龅膭∧坑小稗@門射戟”、“甘露寺”、“變羊計”、“打瓜園”、“二進宮”、“長坂坡”、“盤絲洞”等。這主演盤絲洞的班主梅巧玲,便是梅蘭芳的祖父。另一則是《道豐以來朝野雜記》云:“當光緒十四、五年間,京師有一票房,人戲稱為‘韓票’者,為理藩院書吏韓秀長所創(chuàng)……張文達當國,最喜聽韓票,因之各大員及各名流多附合之。”看來張之萬不止是一般的愛好,還是一位在菊壇影響時尚潮流的領(lǐng)軍人物。
據(jù)樊增祥的觀察,每個月中有好多次軍機大臣們都是放下酒杯直接上朝的。軍機處入值至散值的時間一般為凌晨三點至七八點。六七十歲的老人,吃喝玩樂了大半夜,烈酒還在胃里翻騰,粉面朱唇還在眼前飄忽,徹夜未眠的困倦一陣陣襲來,此時他們坐在隆宗門后的小平房里,還有多少精力考慮國計民生、軍國大事?
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里轉(zhuǎn)述了恭王奕的判斷:“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園?!?/p>
慈禧的娘家在朝陽門內(nèi)方家園。僅就光緒中后期腐敗加速以致國事不可救藥而言,慈禧也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禍首。
光緒十年軍機處大換班,用醇王取代恭王,李慈銘便譏為“易中駟以駑產(chǎn),代蘆服以柴胡”。以處理國家大事的才能來說,奕本來算不上是良驥,至多也只是中駟而已;但換上奕譞,便是換上了一騎劣馬。這是當時士大夫和后世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慈禧用人的標準不同,她需要的是便于自己操縱的人,特別是在光緒成人親政后仍然對她俯首聽命而有利于她繼續(xù)鞏固絕對權(quán)力的人。她掌握了奕譞致命的弱點,既挾制光緒以威逼奕譞,又控制奕譞以制約光緒,父子兩人都捏在她的手心里。
此后,她運用帝王隨心所欲的權(quán)力將禮王世鐸、榮祿、慶王奕劻,一個個俯首帖耳的親信奴才拉扯上首席軍機的交椅,始終堅持任用一批批昏庸貪婪的權(quán)貴來處理國家大事。
禮親王是清初世襲罔替的八大鐵帽子王之一。世鐸執(zhí)掌軍機十七年,卻以“非禮勿動”而名聲在外,意思是沒有禮物在他那里就辦不成事。對老佛爺身邊的太監(jiān)特別客氣,李蓮英給這位王爺屈膝下跪,這位王爺也屈膝還禮,創(chuàng)歷史地將親王降低到與太監(jiān)平等的地位。太后萬壽時,世鐸于正貢之外又奉上加貢,將一萬兩銀子寫成數(shù)百張零星銀票,用黃封套封好,說道:“這是奴才代老佛爺預(yù)備賞賜用的。”如此細心周到,果然博得了慈禧的歡心。有知情者大發(fā)感慨:“以萬乘而重萬兩,殊出意外。”
榮祿自光緒二十四年入值軍機就操其實權(quán),二十七年正式代世鐸為首席,前后計五年。費行簡在《近代名人小傳》中說他任軍機大臣時的權(quán)力簡直就像皇帝。只顧收受賄賂積累財富,和奕劻是一類的貨色,只不過比奕劻稍稍明白一點。
奕劻自二十九年榮祿死后入值,宣統(tǒng)三年軍機處撤銷后改任內(nèi)閣總理大臣,直至清朝被推翻。他既不是近支,又沒有軍功,卻長期執(zhí)掌軍機處并得到親王世襲的最高爵位,這在清代三百年中找不出幾個來。徐一士鄙夷地說奕劻“以樞垣領(lǐng)袖當國,貪婪外無所知”,其實他討好慈禧還是很有辦法的。早年家貧通過為慈禧的弟弟照祥代筆寫信問候慈禧,讓慈禧留下了印象;后來又與慈禧的親弟恩祥結(jié)為兒女親家,成了老佛爺?shù)挠H戚;再后來指使兩個女兒進宮去陪老佛爺打小牌,一次幾千兩銀子大把大把地輸給老佛爺,討得了老佛爺?shù)臍g心,也帶回了不少宮中的機密信息。如此一路順風,節(jié)節(jié)高升。官越做越大,受賄也越來越狠。聽說奕劻要主持軍機處,袁世凱派人一次送去十萬兩銀票,說是供他發(fā)賞金,其后并將慶王府里一應(yīng)喜慶大事的用度都包下來。袁世凱喂飽了奕劻,奕劻則聽任其培植私人勢力,直接斷送了滿洲政權(quán)。
慈禧并非不知道奕劻的聲名狼藉,據(jù)《國聞務(wù)乘》記載,她曾對人說過:
奕劻借朝廷勢,網(wǎng)取金錢,是誠負我。今我奪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
這明顯是托詞,為縱容賄賂公行找借口;但也不打自招地承認在她的周圍已經(jīng)找不到廉潔可信的人了。王朝末日,無能為力,茍延殘喘而已。
晚清的腐敗是從統(tǒng)治集團的最高層腐敗起的,即趙烈文與曾國藩所說的“抽心一爛”。慈禧自己就是一個撈錢的好手。不受制約的權(quán)力,必然縱容著私欲不受制約地惡性膨脹。慈禧這位太上皇,“尤以賣缺增私蓄,供揮霍”?!叭f乘而重萬金”確是事實。
王照在《方家園雜詠》中指出:
凡太后所賣之缺,分為數(shù)類:一粵、閩、海、淮、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guān)各監(jiān)督,寧、蘇、杭各織造,此皆專為應(yīng)賣之品,可以明掛招牌者也。一各省三品以上大員,此為帝心簡在,公私不易分晰者也。此類買主多是旗員,漢大員不屑鉆狗洞者十之九。然如袁樹勛、丁寶銓等亦往往有之。
其中第一類是專收內(nèi)地通過稅的常關(guān),關(guān)監(jiān)督自然是頭等肥缺,賣價也必然很高。清朝的官吏,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叫“特簡”,不受任何法律條例的限制,所以說“公私不易分晰”。但慈禧賣官必由太監(jiān)經(jīng)手?!段掏樔沼洝饭饩w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記慈禧在儀鸞殿召見樞臣,“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yù)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等因”。祈請,或乞請,是指為人謀求官職,干預(yù)是指干預(yù)政事。這都是很重的罪名。當時翁求情、請緩辦,不準。因光緒不在場,翁便問皇帝是否知道,慈禧說這正是皇帝的意思。翁只得遵命下來擬旨。翁同龢在上述日記的同一頁空行內(nèi)又以雙行密書云:
魯伯陽、玉銘、宜麟皆從中官乞請。河南撫裕寬,欲營求福州將軍,未果。內(nèi)監(jiān)永祿、常泰、高姓皆發(fā),又一名忘之,皆西邊人也。
“西邊”者,慈禧向稱西太后也。翁同龢在這里記下的四起乞請鉆營都是“西邊人”經(jīng)手。翁從小就教光緒讀書,長期在內(nèi)廷值班,是了解內(nèi)情的,在日記里記下了這些事例,借以發(fā)泄心中的不平,留下了慈禧賣官的證據(jù)。
慈禧的賣官公司,是獨家壟斷企業(yè),絕對不許有人另立山頭與他分庭抗禮。她手下那些充當經(jīng)紀人的太監(jiān),為了自身利益也一定會不失時機地在她耳邊吹風。所以王照說:
慈禧賣各色肥缺以為常事,珍妃曾一效之,遂立敗。
有的書上說,慈禧曾經(jīng)召珍妃當面詢問,珍妃坦率地承認,并說:“上行下效,不是老佛爺開端,誰敢如此?”使得慈禧大怒。如果珍妃膽敢如此當面頂撞,以慈禧的個性,恐怕她當時受到的懲罰就不止是降為貴人了;一年以后,慈禧也絕不可能下令恢復(fù)珍妃的名位。但這又是珍妃必然會有的思想活動,只是不會輕易說出來而已。據(jù)一位叫修德明的太監(jiān)回憶:
妃嬪在宮,無不艱窘。珍妃很好用錢,又常施惠于群監(jiān)。近之者無不稱道主子之大方。錢不足用,便想開源之道。
看來珍妃學(xué)著慈禧賣官也是確有其事。珍妃是慈禧專制權(quán)欲與封建淫威的犧牲品,令人同情。從另一角度看,更值得深思。她入宮時年僅十二歲,應(yīng)當是一個純真無瑕的小女孩。五年的宮廷生活,耳濡目染,有慈禧這個榜樣,有光緒的寵愛賦予的特殊權(quán)力和地位,十七歲受到懲罰時,她已經(jīng)有意無意地在開始重復(fù)慈禧過去的故事。不僅是珍妃,攝政后載灃的福晉、當了太后的隆裕,都有人走她們的門路,為時不久,便穢聲遠揚,何嘗又不是想重復(fù)慈禧的故事?
一次次翻來覆去地重復(fù)過去的故事,顯示的是體制和權(quán)力的腐蝕力量。
光緒十五年,十八歲的皇帝象征性地接過了大清帝國這部老爺車的方向盤,這部機器從發(fā)動機到各個部件已經(jīng)嚴重銹蝕松散,它已經(jīng)承載不起任何新的歷史重負,已經(jīng)不可能適應(yīng)向近代化的道路運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