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大笑起來：這就是非洲的縮影。我懂這個，因為我在的黎波里出生長大，并且在20世紀(jì)60年代指揮了以色列在非洲的援助計劃。當(dāng)時我是一個狂熱的非洲愛好者。在以色列時，有人使我們相信非洲的未來不可限量。這塊大陸擁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如此美好的前景！我們把20世紀(jì)60年代的非洲獨立運動看做非常積極的信號，他們擺脫了殖民主義枷鎖和偽造的民族認(rèn)同，就像我們猶太人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但是來到亞的斯亞貝巴后，像很多人一樣，我深切地感到失望。腐敗、貪婪和自私折磨著非洲。表面上，埃塞俄比亞就是其中的典型（不過我后來知道這表象是靠不住的）——反政府武裝、貧窮、饑荒、獨裁和疾病。

我們的車子徑直駛向大使官邸所在地——希爾頓酒店。我的套房門口已經(jīng)駐扎了24小時警戒的埃塞俄比亞士兵。政府不希望利比亞人再把另一位約夫給嚇跑。

“把這些泥娃娃都給撤了。”我的安保隊長大衛(wèi)說。泥娃娃是指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玩偶。

大衛(wèi)年近而立之年，頭頂已經(jīng)禿了，身材像門板一樣寬，走起路來卻悄無聲息。他背后有一把黑色的貝瑞塔手槍，就掛在腰帶上方。我們在亞的斯亞貝巴備有足夠的武器——安全密室和大使館中藏有烏茲沖鋒槍。就職之前，我曾學(xué)習(xí)使用小型武器，實際上那是一次復(fù)習(xí)，因為我以前在軍隊中參加過戰(zhàn)斗，并曾在預(yù)備隊服役。

“不用，不用，”我拒絕了他的提議，“我不想傷感情。”

“感情！他們的感情和你的安全有什么關(guān)系？”

這迅速發(fā)展成一場典型的以色列爭論。大衛(wèi)的希伯來語越來越激昂，埃塞俄比亞警衛(wèi)都瞪大了眼睛。如果他們敢用這種語氣指責(zé)一位長官，那么將會面臨什么樣的命運呢？他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

我拉起大衛(wèi)的胳膊，把他拽到一邊。“只要他們在這兒，恐怖分子就會有所顧忌。不要再和我爭辯這件事了。”

他很不情愿地?fù)u了搖頭，沒過多久我又惹他不快了。約夫之前住的那間套房在七樓，但是我不想每次出入酒店的時候都乘坐電梯。大衛(wèi)簡直怒不可遏，他爭辯說這樣恐怖分子想接近我就太容易了。我沒有理會他的抗議。

我看得出大衛(wèi)在克制。他在重要位置加派了兩名自己的安全人員，他們都是訓(xùn)練有素的特工。大衛(wèi)想讓我在套間里放一把手槍，但是我拒絕了。如果手邊放著一把槍，那就意味著我有可能用到它。保護我的安全是大衛(wèi)的職責(zé)，而我予以他充分的信任。所有的安全人員都喜歡指手畫腳、嘮嘮叨叨。無論走到哪里我都會簽署一份文件，上面寫著如果我被炸身亡或者遭遇槍殺，他們都不用負(fù)任何責(zé)任。接著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行事了。

位于較低樓層的套房非常舒適——包括兩個臥室、兩個浴室以及客廳和廚房。在一片混亂之中，希爾頓酒店依然是希爾頓酒店。我的陽臺俯瞰著一堵包圍酒店的高墻，這堵十英尺的高墻將酒店和這座城市的混亂隔絕開來。連綿不斷的山脈中，綠色的植被沿著山坡鋪展開來，融入非洲的落日。

夜幕降臨，我走向房間外的草坪，草坪的盡頭，一排花朵盛開的樹木投下陰影，大衛(wèi)陪在我的身邊。高墻外的城市正在喃喃細(xì)語。空蕩蕩的球場在閃耀的燈光下恍如白晝。溫水游泳池中空無一人，平靜的水面上飄蕩著氯的氣味。大多數(shù)外國人都已經(jīng)離開這座城市。酒店的侍者無所事事地站著。我向一位侍者要了一瓶蘇打水，她拿過來的時候，一輛電動踏板車發(fā)生了回火，她嚇了一跳，瓶子落在了草地上。隨后她行了一個優(yōu)雅的屈膝禮，用纖纖玉指拾起了水瓶。

我看到她如何被最輕微的聲音嚇了一跳。今晚誰會被軍隊圍捕、折磨和槍殺？誰將由于違反宵禁而被捕？穿著軍裝的警衛(wèi)抱著步槍站在酒店門口，他們的眼神越過我們，投向黑暗的山丘，敗局正從那兒一天天地逼近。殺人小隊、戰(zhàn)爭、饑荒——無休止的殺戮。外面更為廣闊的世界正在運轉(zhuǎn)，遺忘了這些痛苦和恐懼，但是我卻能嗅到這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