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反應

《開放的作品》被譯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羅馬尼亞文、波蘭文，部分譯為英文。由于各國文化界的情況各不相同，在各個國家引起的反響和興趣也各不相同。在一些政治局勢不穩(wěn)定的國家，比如1968年的巴西，對開放的要求是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待的，被看作明確的革命寓意（見喬瓦尼·庫托洛和奧布拉·阿維爾塔寫的序言：《前景》，1969年）：“我們覺得，這樣的努力是可能的、合適的：比如說，用艾柯提供的解釋手段來理解和前瞻性地評價那些震動全世界的大學和工廠的事件以及至少是現在在法國的那些非常猛烈非常復雜的游行示威活動。我們面對的難道不是《開放的作品》在社會和政治組織中引起的最初的爭論嗎？”

要說典型，自然應該考慮法國的情況。這本書于1965年底在法國出版，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最先發(fā)表值得關注的意見的是米歇爾·澤拉法，他在《新觀察家》周刊（1965年12月1日）發(fā)表的文章說，艾柯“比那些可以稱之為行動者和組合學者的美學家們更深刻，更有說服力……因為艾柯先生從總體出發(fā)歷史地看待‘開放的作品’這一問題，即把它看作我們西方文明的一個自有的現象”。

在1966年3月5日的《世界報》上，雷蒙·讓指出，這一作品非常重要，因為它理解我們時代的藝術。讓保羅·比埃爾在1966年4月23日的《左翼報》談到：“這本書非常難讀，但非常重要，據我們所知，這是全面分析當代藝術的設計和方法的最早努力之一。”它“正確地、明白無誤地”表明了“我們時代的藝術的深刻進步作用”。唯一不一致的聲音來自羅歇·朱德林，他在《新法蘭西評論》月刊（1966年6月1日）發(fā)表一篇文章中說：“不啰嗦一大堆廢話就能點亮電燈該是多么玄妙莫測啊！偉大的藝術既不是封閉的，也不是開放的。它們現出微笑，這種特有的微笑并不是盡善盡美的東西，因為它既有一半是笑，另有一半是漠然的無所謂。”而在比利時則完全是一面倒的極高的評價。弗朗索瓦·馮·拉埃爾在《現代語言評論》雙月刊（1967年1月）寫道：“在評論思想的巨大十字路口，出現了一位對自己的時代和自己時代的人進行評論的最現代的偉大分析家，他在分析自己的時代時通過自己的直覺發(fā)現了未來評論的預兆。萊辛起過這樣的作用。艾柯是不是還要為我們起到這一作用？”

這本書其他文字譯本的出版使有關評價的歸納更可以擴大，這些評價顯然并非完全都是同意的意見。但現在可以說的是，這本書成了人們不得不引用的作品之一，在這本書的作者發(fā)表有關符號學的作品之后，這本書是很值得再加研究的作品。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