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引爆了一場論爭，打破了她平靜的生活。這為她開啟了一個仍舊極有工作效率但卻充滿矛盾的十年。一方面大量的演講邀約使她應接不暇，另一方面在公共場合她又經常處于守勢。這期間，由于越來越多的年輕讀者渴望對政治事件進行反思，她再一次感覺到自己在歐美和以色列的猶太知識階層中遭受唾棄的境遇。除了個別英文和德文的簡明表態(tài)之外，原則上她也任憑朋友們參與到這場爭論中去。瑪麗·麥卡錫，她這位結交十年的密友在《黨派評論》上撰文為其強烈辯護，盡管很多人仍試圖從這本雜志外圍排擠阿倫特?？枴ぱ潘关悹査乖跉W洲聲援阿倫特，他在（瑞士的）巴塞爾著述有關她著作的問題以及由艾希曼的審判派生出來的法律問題，并且還接受采訪。在以色列，她不但沒有辯護人，而且還必須承受來自老友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的疏遠。

當這場論爭還在繼續(xù)發(fā)酵之時，阿倫特已經開始重新思考有關艾希曼的問題。她試圖跳出“關于平庸的邪惡的報告”的思想框架，對她提出的艾希曼的“無思無想”進行進一步的哲學探究；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在其世俗的道德哲學基礎上以效忠“元首”意志取代自己的判斷。她仍然能夠回憶起，當她在法庭上觀察艾希曼時也自問：“或許可以將這種思想歸結為讓人行惡或拒絕做壞事的條件？這種固有的或吸引注意力的、探究一切的習慣并不顧及結果和特殊的內容?！保↙G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