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是在一九八八年秋天過世的，我則是在一九八九年初回臺在商界任職的，到我在二○○○年代上期從商界退休，自臺北搬回美國定居之間的十一年多內(nèi)，我在臺北也曾有機會向先君的朋友們，如陶百川、余紀忠、張佛千等世伯多所請教一些他們親身經(jīng)歷的重大事件，不過一直到二○○二年我開始在臺北的《法令月刊》寫作“如是我聞”的專欄為止，我始終不曾公開寫出我在政治方面的聞見與所思，是有兩個原因。即使在《法令月刊》上發(fā)表的每月一篇之專欄中，我也盡量少寫有關政治的文章，這是因為我既然已經(jīng)擱筆了二十多年，又何必重作馮婦去寫政論，擾亂一池春水，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呢？另一個原因是不論是得之于先君，或是其他的前輩們，我所知道的多是口耳相傳，并無具體的書面資料以為佐證。而且目前我住在美國，又更難去作查證了。因之我也一直猶疑著，要不要將耳聞之事公開發(fā)表呢？

只是歲月不居，我如今也是六十四歲漸入老境的人了，如果我今天不把這些見聞趕緊寫出來，此等史事或?qū)⑷缟成现圩?，隨風而逝的了。

在前文《黃少谷先生的風范難以再得》一文發(fā)表時，成露茜女士的按語說：“‘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后，‘總統(tǒng)’大位由蔣中正、嚴家淦、蔣經(jīng)國、李登輝而至陳水扁，其中嚴總統(tǒng)被蔣氏父子選中擔任這一重要的過渡角色，一直有各種臆測?！?/p>

這使我想起我所知道的，國民黨在臺的這幾位“總統(tǒng)”傳承大位的一些秘聞與其中的曲折經(jīng)過，尤其是有關兩位“副總統(tǒng)”，即陳誠與嚴家淦兩位在脫穎而出時，蔣中正先生在幕后所作的一些安撫落榜者的“虛邀”之假動作，甚為有趣也。更由此可以看出，為何李登輝先生在提名李元簇先生出任“副總統(tǒng)”時，因為一意孤行，強勢主導，以之與蔣中正的巧妙手法去兩相比照，大家就會明了何以會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風波。這是因為當時初掌黨政大權的李先生，其行事作風與國民黨傳統(tǒng)的習性，實在是相去太遠了。這個重大政爭的成因，從外在的大環(huán)境去看，是李登輝先生所主導的“臺灣國民黨”與兩蔣留給他的“中國國民黨”之政治文化的差異，從內(nèi)在去看，是李先生日本式的行為模式與黨內(nèi)各大老的中國式儒者行為模式的沖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