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拙作的篇幅往往比史記的篇章要來得長些，難以仿效太史公把史論部分集中在一篇之末尾去寫出來。因此我會在全文之中分散插入我的論點，用“我判斷”、“我分析”、“我認為”這種句子作為標示。有些讀者可能會不喜歡拙作的這種作風，他們認為應該像孔子著春秋這樣的“述而不作”。那么容我建議，就請他們把那種段落的文句跳過去，略而不讀可也。這就像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如果不喜歡司馬遷個人的看法，是可以不去讀那些“太史公曰”的片斷。

拙作在體裁上與坊間常見史學文章的第二個不同之處，是我不喜歡多用批注，在本書中收錄的一篇文章里，即（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長”陳下嚴上之原因），其第六章“感言”的第七節(jié)，即“拙作為什么不多作自注”中間，我對這一點已作了說明。因為這節(jié)文字稍長，在此不再復述，此處要強調的是古代中國人寫書者自己是不作批注的，都是由旁人去作批注的。

拙作與時下的史學論文第三個不同之處，是在論點所采取的切入之角度與推論分析的方法。

自從“五四”以后，西風東漸，國人紛紛出洋取經，治史學者亦為如之。

我在美國住了四十多年，所學所事皆為數(shù)學、計算機與企管，并沒有念文史哲等學科，因此對西方史學界的治學方法并不熟悉。反過來，由于家庭的因素，我從小熟讀了古文與國史，倒是與五四以前的讀書人背景類似的了?？墒俏遗c他們是有大為相異之處，就是我究竟長期在美國生活，總不免受西方人影響。

與我同輩留學國外的史學界人士相比較，我沒有他們的專業(yè)修養(yǎng)，可是比起大多數(shù)此中人來說，我的國學或中文程度稍微比較好些。他們與我們父祖輩的“西化派”文史哲學專家們相比，例如與胡適之、傅斯年、陳寅恪等等去比，他們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文史哲的資料之掌握是遠為不及之的。

同輩中，時下這些運用西方的治學方法去整理國學的人，不論是在文、史與哲學方面，其優(yōu)點是觀點新穎，所用的方法較為慎思明辨、邏輯嚴謹，可是大多數(shù)人的缺點是對他們所要研究討論的題目與素材所知既為有限，也不夠深入。因此這一類的作者往往喜歡挾洋人以自重，大量引用洋人的研究所得，以其外國師友而自重。請問，陳寅恪先生游學歐美著名學府十多年，其師友多為當時之漢學名家，在陳先生的論文中卻罕見引用此輩之論點者，此因先生之學術成就已遠遠超過他們了。

那么，我與國故派史學人士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是在試著用研究數(shù)理的方法去分析及研讀中國歷史，這只是一個我個人的嘗試。

也就是說大家都是在引用西方人的治學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只是一般人是用其史學方法，而我則是用其數(shù)理方法而已。

這當然是因為我個人的學歷背景所造成的，至于我研究的題材，例如本書中所收的五篇文章，即以蔣中正日記為基礎，去分析國民黨的幾件史事，則純?yōu)橐粫r興起之偶然。我所要努力的，是利用這些文章，試著為史學同好們去建立一個思考或研究的模式，至于拙作的題目與結論，并不重要，謹供參考而已。

對學數(shù)學的人來說，任何一個習題，都已經是有了答案。從小到大，我們每一個人都做過千百個習題，不論是算術、代數(shù)、三角、幾何等課目皆然。這些題目，老師理應都知道答案，可見都是已被解答過的。那么學生們?yōu)槭裁匆辉傩列量嗫嗳ふ掖鸢改兀窟@是因為大家要學習的，并非在知道這些題目的答案，而是在訓練如何思考去找答案的方法與過程。我在談史論文方面的作品，不僅是在發(fā)表拙見，而且也是在史料泛濫的今天，試著去找出一條新的研究的方法來，以供大家參考，并請指教。這是因為古人傳下來的研究方法，有許多并不適用于資料過多的現(xiàn)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