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如下：

（一）蔣先生既然是在寫日記，以供他日后方便查閱，原則上不會故意說謊去欺騙自己。當然，在他成為名人之后，尤其是在北伐之后，主持了國家大政，他下筆自較慎重。因為他應當知道以他在歷史上之地位，他的言行舉動，以及日記與檔案，將來都會成為重要的史料。

（二）因為每一天的日記，受到篇幅的限制，先生用毛筆去寫小字行楷書，大約能寫五六百字左右。以他之日理萬機，當然不能事無輕重巨細，像流水賬般地寫下來，所以他必須有所取舍。

因此，關鍵的是在他所省略不寫的事情，是不正當?shù)氖÷裕€是無關緊要的呢？

例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軍統(tǒng)在越南河內(nèi)市去暗殺汪兆銘（汪精衛(wèi)），蔣先生當天的日記寫道：“河內(nèi)刺汪，汪未死，不幸中之大幸?！蹦敲?，是不是他下令戴笠去刺汪的呢？蔣日記對此點只字不提。二○一二年臺灣的“軍情局”公布了一批有關戴笠的資料，經(jīng)由“國史館”整理出版了《戴笠先生與抗戰(zhàn)史料匯編》，其中有一冊的題材為“忠義救國軍”，其第一三六頁為“戴笠電胡宗南請向蔣中正保舉張允榮負責在直魯豫邊區(qū)組織游擊隊”的一封電報，刊出的是戴笠先生親筆手書的稿子，其中有句曰：

“惟尚須兄電呈校座力為保舉，因弟自河內(nèi)事敗之后，校座對弟所言，恐不甚相信也?！?/p>

由此可見戴笠在派人去河內(nèi)刺汪之前，是已經(jīng)向蔣先生報告過的了，結(jié)果其所言者沒有實現(xiàn)，因之蔣先生乃“不甚相信其所言”，可是蔣日記并未記載戴笠向他報備刺汪一事也。

我認為這就是蔣日記里面的一個不正當?shù)氖÷浴?/p>

在本書中我另外也舉出了一些例子，以說明在我心目中的蔣日記有些不正當?shù)氖÷灾帯?/p>

當然事情之輕重緩急，因為論者之身份地位及角色不同而有區(qū)分，有些事情對某些人來說是重要而不可省略的，對另一個人來說，則是無關緊要者。因之我只是指出了一些我的看法，舉例以供大家參考去作各自的評斷而已。

此處容我打一個岔，“河內(nèi)刺汪”之所以誤中副車，汪精衛(wèi)的親信曾仲鳴被軍統(tǒng)誤殺，是因為那一晚汪與曾臨時忽然互換了睡房。

汪先生租用的那棟洋房別墅是一幢法國式的歐洲建筑，汪先生夫婦平時使用的主臥室（mater bedroom）之浴室是與臥房相連接在一起，也就是住在那房間的人要用衛(wèi)浴設備時不必走出臥室去。至于曾仲鳴平時所使用的臥室則沒有這個方便，必須走出臥房，經(jīng)過走廊，才能走進浴室。

那一天，曾仲鳴的夫人帶了兩個稚齡的幼兒從香港到了河內(nèi)，汪先生體諒曾氏夫婦小別勝新婚，為了方便他們，才臨時主動與曾交換臥室的。沒想到軍統(tǒng)正好選定了那一晚前來行刺，真是陰錯陽差，曾仲鳴就成了汪的替死鬼，而中國近代史也因之起了重大之變化也。

在此日之前，汪先生雖然已從重慶出走，仍在河內(nèi)滯留。蔣先生也曾派谷正鼎帶了現(xiàn)金及護照到河內(nèi)去勸說汪遠走法國，當此汪仍在考慮之時，卻發(fā)生了刺殺舉動，而汪又“未死”，于是他乃決心去與日本合作。

（三）蔣先生也是人，像每一個人一樣也有其喜怒哀樂與主觀之處，所以他對別人的批評與指責，我們不能不加查證而全盤接受。例如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戰(zhàn)役”，在十一月九日我軍大敗，撤出上海之時。因為一直到十六日，戰(zhàn)場的消息不明確，身在南京的蔣先生當時誤判日軍登陸金山衛(wèi)者只有一個師團，而實際上則為三個師團以上。因此蔣先生一時對我軍右翼兵團總司令張發(fā)奎之指揮大為不滿，在其日記中屢屢予以嚴責。又如在一九六三年秋冬，蔣先生與他的副手陳誠鬧翻了臉，雙方交惡，蔣先生乃在日記中通篇累章地痛罵陳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