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國語研究和推廣，是父親日后投身音樂事業(yè)一個頗為難得的機會。為達到“語言統(tǒng)一、言文一致”，父親苦研語言學(xué)、音韻學(xué)、發(fā)音學(xué)等，打下了厚實的中國語言學(xué)的基礎(chǔ)，也獲得了很多與當時進步知識分子接觸、學(xué)習提高的機會，同時進一步受到了以科學(xué)、民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父親在《干部自傳》里寫道：“‘五四’運動前后三年間，我在北大、孔德二校，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啟導(dǎo)，和錢玄同先生經(jīng)常在一起問難答疑，思想上獲得相當?shù)倪M步。”

此時的父親并未料到日后以音樂為終身職業(yè)，但對音樂的喜愛，卻日趨深沉。他在《我和明月社》里這樣說：“……晚上經(jīng)常和我大哥黎錦熙觀摩京劇。我們聽京劇如同上課，我一早抄好戲碼，從《戲考》上查出‘戲文’（劇本），作為‘講義’（課本），打頭一出聽到末一出，為的是了解、體會京劇的內(nèi)容和形式以及演員的風格、韻味等等。如遇風雨之夕，便召喚巷中喊叫開放話匣子（即留聲機）的進來，先聽京劇與曲藝的名角唱片。這兩年的音樂生活，就這樣集中于‘皮黃’，旁及鼓書。”父親與梅蘭芳、程硯秋、言菊朋等許多京劇名角稱兄道弟，虛心向他們學(xué)習，與其中很多人保持了一生的友誼。京劇也稱“皮黃”，是在徽調(diào)和漢戲的基礎(chǔ)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戲曲劇種的優(yōu)點和特長逐漸演變而形成的。它耐人尋味，韻味醇厚。其舞臺藝術(shù)在文學(xué)、表演、音樂、唱腔、鑼鼓、化妝、臉譜等各個方面有一套互相制約、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規(guī)范化的程式。其虛實結(jié)合的表現(xiàn)手法，超脫了舞臺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達到了“以形傳神，形神兼?zhèn)?rdquo;的藝術(shù)境界。

父親還喜歡到天橋和城南游藝園收集民謠小調(diào)。那時的天橋是北京第一等的熱鬧場所。“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游人不憶家”，學(xué)者齊如山在《天橋一覽序》中所述：“天橋者，因北平下級民眾會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會風俗，一斑可見。”當代著名藝術(shù)家新鳳霞、侯寶林等都曾在天橋賣藝。都梁先生的小說《狼煙北平》曾對天橋八怪中的大兵黃、大金牙、蹭油的等作過形象的描述。父親在北京的時候，天橋也有八大怪：訓(xùn)練蛤蟆教書的老頭、老云里飛、花狗熊、耍金鐘的、傻王、趙瘸子、志真和尚、程傻子。其中花狗熊因扮相似狗熊而得名，與妻子在天橋表演民間小戲，父親曾多次聽過他們唱戲，還請他們夫妻倆喝過酒。那時的天橋曲藝場子很多，書茶館有福海居、五斗居、同合軒、同樂軒、海順軒、西華軒、雅園、六合茶樓、長美軒、劈柴陳等，坤書館有合意軒、樓外樓、天外天、藕香榭、德意軒、水心花亭、春園、德昌茶社、二友軒、環(huán)翠軒、綠香園等，雜耍園子有爽心園、春華園、天華園等。表現(xiàn)的藝術(shù)形式有相聲、竹板書、西河大鼓、滑稽大鼓、山東大鼓、河南墜子、梅花大鼓、評書等。

現(xiàn)在很少有人知道城南游藝園了。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先農(nóng)壇的一部分改為城南公園，其后又以外壇北面分建先農(nóng)市場和城南游藝園。城南游藝園是北京文化生活和戲劇演出的一個大型文娛場所，它開張之日，轟動一時，京中士女，傾城來游。游藝場里設(shè)京劇場和文明戲場、電影場、雜耍(曲藝雜技)場等。許多京劇名角如余叔巖、梅蘭芳、楊小樓等都曾在此演出。所謂文明戲，是一種在京劇基礎(chǔ)上改革的新戲，以說白為主，也用鑼鼓、胡琴等伴唱，間雜流行歌曲，既不同于京劇，也不是后來的話劇，通俗易懂，頗受一般市民的歡迎。可惜好景不長，瞬即消失。電影場演的都是黑白的無聲片，如卓別林的笑片。曲藝有京韻大鼓、相聲等，其中有叫劉寶全者，唱大鼓書，聲清韻雅，余音繞梁，當時號稱歌王，其《長坂坡》、《戰(zhàn)長沙》、《鬧江州》、《大西廂》諸段子，膾炙人口，聆者嘆絕，常有自天津趕來聽曲，又在當天匆匆歸去者。父親流連于這些所謂的“下級民眾會合憩息之所”，和這些“下九流”們交朋友，欣賞他們的藝術(shù)、記錄其曲譜，如饑似渴地從民間的音樂中汲取養(yǎng)分，這既有助于他對中國語言學(xué)的研究，又有利于民間傳統(tǒng)音樂素材的積累，對他以后的音樂創(chuàng)作，特別是兒童歌舞劇的創(chuàng)作，具有很重要的因果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