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帶著大媽徐珊珂、大姐黎明暉來到北京，暫住在大伯黎錦熙家里。大伯在北京內城二龍坑租了一套小院，自命為“湘廬”。

此前在1915年9月，大伯黎錦熙應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纂處負責人熊崇煦的邀請，擔任部屬教科書特約編纂員兼文科主任。當時辦了五年的《湖南公報》被“湯屠夫”湯薌銘查封，黎錦熙、張平子、李抱一等甚是氣憤，重新創(chuàng)辦湖南《大公報》。在此時刻，長沙的很多朋友反對他赴京，但他的學生毛澤東卻支持自己的老師去“奮斗一番”、“觀察一番”，另外老友楊昌濟、王季范等也大力支持。大伯認為，通過政府的途徑，普及全國的中小學教育，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值得為之奮斗，于是遂成行。大伯來到北京的初期，由于袁世凱一意孤行“稱帝”，政局激蕩，教育部人心混亂，無心政務，大伯的工作無法開展。直到袁死后，大伯才編出一套《共和國教科書國民讀本》計八冊，并附教授法一冊。之后，大伯開展國語運動，大力推廣白話文，公布由其編創(chuàng)的注音字母，發(fā)表論文《論教育的根本問題》，積極提倡白話文、推廣國語運動。在大伯工作的推動下，1917年組成了以蔡元培為首的國語研究會，到1918年，有不少人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采用新的標點符號，自此，白話文運動開展蔓延全國。

父親重回眾議院上班，一切都是十分的熟悉。此時的議長仍是湯化龍，對父親頗為照顧，父親又是國民黨員，所以很得同僚尊敬。湯化龍此前任教育總長兼學術委員長，對大伯的工作也很支持，與其弟湯薌銘頗有不同。

父親是喜歡北京的，尤喜聽戲。此前在北京兩年，用他的話說是“聽了一年半的戲”，和梅蘭芳（畹華）、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王瑤卿、王鳳卿、龔云甫、孫甫亭、胡琴大家孫佐臣等都相交莫逆、稱兄道弟，尤其是和言菊朋交好，之間時有相聚。父親和這些京劇名角們相互學習，父親向他們學習京劇，名角向父親請教“音韻吐字”法等。后來父親組織“明月音樂會”，言菊朋欣然參加，且成為骨干。

北京的一些師長、老友如蔡元培、周樹人、許壽裳等仍在，又結識了一些新的師友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趙元任、劉半農等中國近代史大名鼎鼎的人物。

在眾議院上班，那種無所事事的生活雖然悠閑愜意，卻不是父親想要的。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先后在北京中央女校、懷幼中學和孔德學校擔任語文、音樂、圖畫、歷史科的兼職教員，其中在孔德學校任教的經歷，讓父親受益匪淺。

孔德學校（今北京27中前身）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馬幼漁、馬叔平等于1917年12月創(chuàng)辦的，這個名稱取自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Augueste Comte的姓“孔德”，蔡元培為此解釋說：“我們是取他注重科學的精神，研究社會組織的主義來做我們的教育的宗旨……”孔德學校注重科學的精神，各科教學偏重實地觀察，不單靠書本和教師的講授。要偏重圖畫、手工、音樂和體育運動等科，給學生練習視覺、聽覺、筋覺，給學生時時有共同操作的機會?？椎聦W校不僅把學校辦成讀書的場所，還要使它成為人格養(yǎng)成的地方。因此在學校教育中要“教”與“育”并重，要熔冶“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和“實際創(chuàng)作的人”。該校采用自編的國語（白話文）課本，比北洋政府頒令改國文為國語的時間還早了一年。孔德學校的課余活動豐富多彩，每年春秋兩季學校組織郊外旅行，體育活動有籃球、乒乓球等比賽，校慶會年年舉行，從幼稚園到中學各班均須表演節(jié)目。這些經歷，對父親以后編寫中小學教材、開展國語運動都有巨大的幫助，同樣也使蔡元培先生對父親的學問、人品有了充分的了解。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推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提倡“學術思想自由”，聘請教師的標準是“積學而熱心”之士，使北大“學風丕振，聲譽日隆。”1917年秋，蔡元培在北京豐澤園飯莊宴請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劉半農、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黎錦熙、黎錦暉、許壽裳等十位知名學者和教授，邀請他們到北大任教。父親感謝蔡先生的信任，以自己才疏學淺婉辭，大伯以推行國語為重未予接受。此次聚會，是“五四”前夕思想界很重要的一次動員會，父親躬逢其會，多年后亦引以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