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歷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里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guān)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輝煌，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著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后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的人馬座海灣岸邊度過的，也正是在那里，我與大海結(jié)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涅斯，我們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通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來學(xué)習(xí)閱讀的。5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開始學(xué)習(xí)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并非來自于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杰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通紅的鼻子》）。這些作品我的媽媽都能夠背誦下來。

我曾就讀于皇村女子中學(xué)。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后來變得十分優(yōu)秀，然而內(nèi)心卻總是不太情愿學(xué)習(xí)。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nèi)甓忌钤谌~甫帕托里亞。我在家中學(xué)習(xí)了中學(xué)畢業(yè)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并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后一年級的課程我是于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xué)，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yè)。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xué)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xué)習(xí)法學(xué)史，特別是要學(xué)拉丁文，我對此曾經(jīng)比較滿意。但是，當只純粹地講授法律時，我便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致。

1910年舊歷4月25日，我嫁給了尼·斯·古米廖夫，我們?nèi)グ屠瓒冗^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shè)工作還沒有完全結(jié)束（Raspail街心公園)。愛迪生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dePanteon”（先賢祠咖啡館）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里聚集的都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這邊是布爾什維克，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花樣翻新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裙褲（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窄褲（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繪畫吞噬了法國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xué)校學(xué)習(xí)。此間，我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后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英諾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后，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jīng)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