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Morin給我的影響，他關(guān)于文學藝術(shù)的那些看法只是一方面，而且說老實話我并不全盤接受，我們見面的時候沒少爭論，例如有一次我們在廣州的珠江邊喝啤酒，談到克里姆特和藝術(shù)中的精美問題，花了三個小時，意見也不能統(tǒng)一；更重要的還是如中國的一句古語所形容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贝饲拔覍τ谖鞣轿膶W藝術(shù)的理解，畢竟是在某一既定系統(tǒng)中進行的，不免打上些現(xiàn)成的印記，無論涉及哪位作家或畫家的哪部作品，看法總歸是帶定義的，很難不受到這個系統(tǒng)的限制。換句話說，“我”在“我們”之中，“我”無法徹底脫離“我們”。當然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能夠做到出入自如就好了。Morin可以說是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數(shù)，與其說教我怎么看，不如說教我不必一定怎么看。他的“我”至少對我來說，只是單純的“我”，與我的“我們”了無干系。我因此換了一副眼光。順便說一句，Morin曾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習，好像研究的是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之類；在中國去過很多地方，據(jù)他說感覺最好的地方是天水和平遙；我送給過他一冊《八大山人畫集》，他很高興，以后經(jīng)常提到“那些不高興的鳥”；他的中國朋友也不少，其中之一是盛成，一九九四年七月我陪Morin去看過他一次，家居條件很不好，天氣那么熱，連空調(diào)也沒有。老人年過九旬，雙目失明，仍很健談，對境遇似乎完全無動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