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初期，在各方推動下，國民黨決定邀請各方人士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為咨詢性的民意機構。8月14日，蔣介石決定利用參政會宣布并判決其所謂中共“破壞抗戰(zhàn)之罪狀，警告其速歸順中央，完成統(tǒng)一”。17日下午，蔣介石“研究陜北地形與剿匪計劃甚久”。18日上午，蔣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將“對共匪軍事準備”、“對共匪宣傳計劃”、“對共匪之總方略”作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實決定，以便付之實施”。一方面，他在日記中為自己打氣，“不能再事被動消極，顧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慮斷行”，“不敢出以孟浪之舉”。24日決定召胡宗南來重慶，同時撥發(fā)胡準備金1000萬元，閃擊延安計劃即將進入實質階段。

蔣介石開始估計進攻延安后的各種可能情況：甲、持久不能解決；乙、倭寇乘機進攻洛陽、西安；丙、俄國干涉，進攻西安；丁、中共向晉西、隴東、寧夏逃竄；戊、在國民黨軍反攻倭寇時擾亂后方。8月25日，蔣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國際與國內形勢，做出結論，在日記《雜錄》中寫下了一份詳細計劃。計劃分中共問題、蘇俄問題、中共與蘇俄關系三大部分。他說：

中共問題，無根本消滅之法，但不能不有解決之方案。如果始終要用十軍以上兵力防剿陜北之匪區(qū)，則不如先搗毀延安巢穴，使之變成流寇，無立足余地為上策。

這就是說，蔣介石經(jīng)過反復長考之后，終于下決心要進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棄延安，成為“流寇”，然后以十軍部隊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繳，各個擊破，分別肅清。

計劃規(guī)定以三個月為“積極準備時期”，以威脅與壓迫之手段，造成其內部之恐怖狀態(tài)；以宣傳與政治手段為主，而以軍事力量為從。關于進攻時機，蔣介石選在日蘇和戰(zhàn)未決與德蘇戰(zhàn)爭未決以前，認為這是最“有利之時機”。計劃寫道：

延安必須于德俄戰(zhàn)爭未了之前與倭俄未確切妥協(xié)之時，更須于我對倭總反攻之前，從事肅清為妥，過此則無此良機，如是共匪坐大，中國莫救矣。

蔣介石為什么選擇這一時機，主要考慮的是蘇聯(lián)因素。在蔣看來，如果蘇聯(lián)的對德戰(zhàn)爭勝利，或者蘇日妥協(xié)，蘇聯(lián)都將能騰出較多力量來支持中共，不利于蔣的反共軍事。他認為，在亞洲大陸，蘇聯(lián)必然與英美“平行瓜分中國”，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須“冒大險，賭存亡”，解決中共問題。

接連幾天，蔣介石緊張研究“進剿陜北計劃”，開始調動兵力，如：調青海騎兵兩團到隴東，令寧夏方面積極準備中共向西突圍等。他甚至開始研究外蒙古地形與道路，大概是為了堵住中共向北轉移吧！同時，蔣介石也在擬訂“對共匪罪行宣布之重點”。8月29日開始寫了四條，后來又寫了五條。顯然，這是為了從輿論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共匪不滅，則對內對外之隱憂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問題，皆應集中于剿共一點?！庇衷凇侗驹麓笫骂A定表》中寫道：“對共匪宣傳與進剿方略之決定?！?/p>

第三國際解散后，蔣介石即計劃進攻延安。不過，他極端保密，只向胡宗南個人透露，軍事委員會的要員們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會報會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擬即令準備進攻延安、邊區(qū)、中共等。9月3日，他與陳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議由軍事委員會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狀”，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謀”。9月5日，他決定對邊區(qū)和中共部隊進行“隔離”，不再承認其為中國軍隊，更不承認其為抗戰(zhàn)團體，預定解散第十八集團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封閉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同日，蔣介石召見胡宗南，“研究對共方略”?！?/p>

烏云密布，風暴將起，中國再次面臨嚴重的內戰(zhàn)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