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的一生擔任過很多職務(wù)，他超乎常人的才能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現(xiàn)。不過，對于徐世昌本人而言，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文人，不管他后來巧治東三省、輔佐袁世凱的政績多么輝煌，在他的潛意識里，他仍舊是那個在清水衙門里終日與書相伴的翰林編修。

中國文人的歸隱情結(jié)由來已久，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很多才華卓越的文人便以歸隱為豪。他們懷著報國濟世的思想，一邊希望“入世”廣濟蒼生，一邊又輕視財權(quán)，希望“出世”享受田園之樂。正因為有著根深蒂固的文人思想，在徐世昌身上，才會發(fā)生很多世人難以理解的事情：徐在朝中舉足輕重，才華也絕不在袁世凱之下，然而，他寧可用大半生的時間支持和輔佐自己的好友袁世凱，也不愿主動出頭擔任要職；當袁世凱終于獨攬大權(quán)，世人皆以為徐世昌終于能和袁世凱一起享受勝利果實之時，他卻出人意料地宣布引退，不再過問政事……徐世昌并不是一個貪圖權(quán)力地位之人，他的思想與中國文人的“歸隱”思想一脈相承，他心系國家又不圖名利，因此才會屢次宣布遠離政事，又因為政治的需要不得不重新涉政。

1916年6月，原本已經(jīng)決定在河南隱居的徐世昌接到袁世凱病危的消息，連夜趕回北平，并接受了袁世凱的臨終托付。這樣一來，有歸隱之心的徐世昌又不得不再次卷入政治的旋渦。

受袁世凱之托，徐世昌等人擬定大總統(tǒng)遺令，公告天下：依照《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tǒng)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tǒng)代行其職權(quán)。孰料，遺令一頒布，就引起了不小的波瀾。民國建立之初，孫中山曾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大總統(tǒng)去職之后，由副總統(tǒng)繼任總統(tǒng)之職；而袁世凱上臺后，又頒布了新的“約法”，規(guī)定副總統(tǒng)只有三天的代職期限，三天之后必須組織大總統(tǒng)選舉會，從袁親定的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位總統(tǒng)。當時黎元洪任副總統(tǒng)，而段祺瑞則在袁世凱親定的候選人之列。盡管黎元洪最后當上了大總統(tǒng)，但由“約法”引起的府院之爭卻持續(xù)了兩年之久。

以黎元洪為首的總統(tǒng)府集團和以段祺瑞為首的國務(wù)院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激烈。11月14日，徐世昌不得不再次返回京城，以“中間人”的身份調(diào)節(jié)兩派矛盾。徐世昌以“不入政界”的文人身份自居，自稱堅持中庸之道，絕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從中謀取私利。他建議將矛盾最激烈的府派孫洪伊、院派徐樹錚免職，任命張國淦為國務(wù)院秘書長，這樣一來，府院之間的矛盾才得以暫時緩解。

國事日益混亂，徐世昌沒有一天不想盡早脫身。然而，麻煩卻接踵而來。1917年6月，張勛趁黎元洪與段祺瑞矛盾之際，率領(lǐng)“辮子軍”進京，擁戴溥儀為皇帝，改此年為“宣統(tǒng)九年”，十二天后，張勛復(fù)辟破產(chǎn)。緊接著，黎元洪將國會解散，任馮國璋以副總統(tǒng)代理大總統(tǒng)事務(wù)，而段祺瑞仍舊擔任內(nèi)閣總理。這一次，徐世昌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再次宣布引退。